周五晚上，正在家里鼓捣钓具的孙敦全没想到陶唐不打招呼就来了。
“怎么？不欢迎？夫人呢？”
“嘿！我还觉得你这两天一定忙的要命，白天是开不完的会，晚上是喝不完的酒……玉桃还没下班呢。别他妈换鞋了，我这破家还换啥鞋嘛。”
孙敦全的妻子印玉桃在红星一中教地理，红星的三所中学七所小学在2005年已整体移交市教育局了。但夫妻俩仍住着厂里的房子——建于80年代初、在90年代中期以极低的价格买下的一套80平米的单元楼里。
“你这是鼓捣什么呢？”陶唐绕过玄关，看不大的客厅当间摆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自己动手做个遮阳伞，原来的坏了。坐，坐呀，我给你沏茶。”
“星期天还钓鱼？樾河里有鱼吗？”陶唐将手里的纸袋递给孙敦全，“给你的，估计你没啥好茶。”
“对我没什么星期天啦，天天都是星期天。樾河水质比过去好多了，但还是钓不到鱼。我是到费园水库……哎，陶唐，你气色不错，比我上次见好多了。还是在总部机关舒服啊。”孙敦全接过包包，打开一看，见是两罐茶叶，“知我者，陶唐也。自从喝了你给我的茶，口味竟变刁了，哈哈。”
陶唐笑了笑，“机关当然比下面舒服，尤其是政研室那种部门，倒是给了我休养的条件。”
“哎，你压根就不该回来……你稍等。”孙敦全去厨房烧水去了。
陶唐四下打量，自上次登门，算算有十年了。陈设几乎没变，屋里到处摆着书报杂志，几无下脚之处。
孙敦全很快端着两个茶杯回来了，“难道我真的是传说中的大红袍？”
“据说是。我也不知道真伪，是福建一个朋友送的。”
“坐呀，嗯，有些意思。不错，不错。”孙敦全使劲嗅着茶叶。
“说起来真是抱歉，上次你们俩去滨江，也没时间陪你们，待会儿见了嫂子，我当面道歉。她几点下班？”
“一般是七点。道什么歉啊？真是的。她还要感谢你呢，吃喝玩乐全包，还要怎样？旁观者清，她不止一次说，要是你在红星当一把，厂子绝不是现在这个熊样。嘿，那天听到你的消息，我就跟她说，瞧你那张乌鸦嘴，成真的了吧？红星早烂透了，陶唐来了又能如何？”
“尽人事，安天命。喔，最近在研究民国史？”陶唐拿起手边那套簇新的民国时期著名记者陶菊隐所撰的《北洋时期军阀史话》。
“不怕你笑话，在写一本以民国教育界为背景的网络小说，骗点钱养家糊口。”
“这种题材也有人看？”
“爱情。明白吗？爱情是永恒的主题。而知识界的爱情更有写头，比如梁思成林徽因的故事。为了这本书，我下苦功拜读了琼瑶，粉丝们都说青出于蓝。”孙敦全摇头晃脑。
“你呀，也就能骗骗无知少女罢了。对了，我家小荷看了你的书，说真的不错呢。”
“别谈我那点丑事了。想不想听听职工对红星班子的评价？”
“想听，也不想听。”陶唐丢下手里的书。
“宋悦出事后，对于班子，有生、老、病、死、苦之说……”
“哦？”陶唐来了兴趣，“说说看？”
“死者，宋杨之辈，咎由自取，不谈也罢。老者，周、江也，生者，李、马、韩，病者，赵、郭、骆，苦者，常、刘、邱之辈耳。不过，似乎无人料到会将你空降过来，因此，这个分类，已做不得数了。”
“骆也陷进去了吗？”陶唐吃了一惊。
“传言甚多。”
“老孙，说点有趣的吧，我知道你喜欢研究现代史，论实力，在1948年前，绝大多数时候，在大多数战场，我党都是绝对的劣势。你说说，为何共胜国败？”
“嘿，上次长谈才晓得你读书还比我杂，我不班门弄斧。”
“不，我想听听你的看法，真实的看法。”
“真想听？”
“当然。”
“第一呢，我党组织严密且深入到最基层。民党最小的干部也就是电视里那种身穿黑色中山装，肋下夹着个公文包的县党部书记了。再往下，找不着了。但我党就不一样了，凡是有党员的地方就有组织，组成一张严密的蜘蛛网。我窃以为，自从盘古开天地，纵贯古今，横观东西，还没有比我党组织更深入基层和更严密的了。”
“这点我完全同意。还有呢？”
“自延安整风后，党内思想高度统一。而蒋某人直到胜利转进台湾前，始终没有一统内部。各部心怀异志，各保实力，48年大局已危殆万分，内部仍上演逼宫之举，安得不败？”
“嗯……还有吗？”
“纲纪严于对手。”
“还有呢？”
“硬要问，就是老生常谈了，理想信念，以及干部‘跟我来’的作风……”
“是呀，是呀。要我看，你说的最后一条尤为重要。”
“这就是你的治厂方略？”
“现在动不动便讲战略，可笑之至！一个企业，就算红星这样的厂子，搁在全国的经济棋盘上，连小卒子都够不上，有什么资格讲战略？企业是追逐利润的经济组织，无论国有还是民营，本质并无区别。不过就是市场、技术、成本三要素。而市场就隐藏在技术和成本背后，有技术的拼技术，无技术的只能拼成本。而成本的背后，就是实实在在的管理，仅此而已。”
“这就是所谓的盛东经验？”
“你信不信？盛东的职工，甘愿加班而不要加班费……”
“盛东不是红星。”
“市场不同，产品不同，困难也不同，但职工能有多少区别？想当年，长征途中的红军论装备，论人数，焉能与对手相比？可铁流两万五千里，军旗不倒，军心不散，何其壮也。要我说，胜负在35年就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