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一整天弗利都没有想起身体的事情，直到坐进自己的福特车驾驶位上，才想起周三约了何塞做检查。

何塞提出的建议也许值得考虑，但医学里所有的概率都形同虚设，即使有99%的治愈可能依然难逃1％的诅咒，很多人都被1%折磨，最终难逃厄运。

但如果医生告诉你90%的人治疗后都能正常生活，你会不会觉得这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手术？而且大部分病人都会认为把善恶不明的东西从身体里彻底拿走——越开越好。

几年前弗利就曾思考过这类问题，当时他觉得这个问题一般人从来没时间彻底想清楚，疾病会推着时间跑，病人不可能真正理性的做出决定。

如今他又再一次想起这个问题，他没有信心这次能比当年想的更透彻，有些问题只有交给哲学家才能解决，既然是哲学家的问题，又何时会是尽头。

有这种恼人的问题相比，每天的堵车也是问题，如果路上能开的顺利一点，弗利也就不至于分心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可世事从来不会如人们希望的那样顺利。从小到大好像也没有发生过顺顺利利的事，别人家很小的事在弗利家都能成为灾难的导火索。

最新发布的疾病分类又让弗利不禁怀疑是自己把母亲送到了死神面前。

“情况并不好。”医生的话回荡耳边，PET结果显示脊柱处已经有肿瘤存在，但我们不能确定哪里是原发的。”

“是转移吗？”

“需要进一步检查才能知道哪里是原发肿瘤。”

“现在该怎么办？”

“无论如何，甲状腺的这个手术还是应该尽快完成，等待病理结果。”

在当时看来医生说的并没有错，任何人都不至于拒绝一个小的手术，一个机器人一小时就能完成的手术。

母亲一开始是什么态度呢？她是答应的，甚至是有些快乐的。弗利摇了摇头发现离前面的车过于近了，于是放松油门，踩了一点刹车。

父亲的态度呢？父亲根本没有态度，全都由母亲决定。他似乎对家里所有的事都没有态度，从小到大，要不要搬家？儿子是要做工程师还是该做个医生或者律师？他总是你喜欢就好的态度。母亲却截然相反，最好什么都按照自己的心意。

“不要做医生，医生太辛苦了。”母亲说。

“律师都没什么好人，不要做律师。”母亲又说。

母亲对什么都有自己的态度，看上去专横又不讲道理，她总是面颊红润（现在想来是毛细血管充血造成的），颧骨突出，眼窝看上去像生锈的窗框。

弗利不喜欢母亲，也不喜欢父亲。在他看来两人一个过于要强，另一个却毫无生机。

该死的也许是父亲，他曾经这样想过，并且为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感到羞耻，但在当时这种讨厌和憎恶的确很管用，像有毒的助眠药，帮助他度过难熬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