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庸树

2018-04-14 作者： 灰杜鹃

第五章 中庸树

1935年的夏天，学生会的请愿行动的确发挥了作用，潘副校长再也没有在中国公学出现了。看到这个结果，卢惠文参加学生运动的信心大增。但是，中国公学经过内斗颠簸，又遭战火荼毒，只剩二百多名学生了。反对党化教育的教师多已离职，迁校后经费又缺，师资也没了保障。卢惠文刚好在中国公学完成四年学业，成绩优异，于是毕业留校做了教员。

易如潇去了《申报》，临行时送给卢惠文一本裴多斐诗集。她有些局促地接过诗集，发现有一片红叶夹在里面，翻开后那个位置是一首格言诗：“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诗的四周画上了红色的树叶，把诗围了一圈。

她心里有一丝颤动，莞尔一笑：“不好意思，无以回赠。”易如潇微笑道：“这张笑脸，就是回赠。”卢惠文道：“来日方长，后会有期。”易如潇道：“我们报社在公共租界，隔得很近，还可再见。”卢惠文叹道：“我们身为中国人，却要靠外国的租界来保全自己，真是可悲。”

易如潇叮嘱道：“世道艰难，权且保身吧。你写那些揭露社会黑暗的文章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让新闻检查官逮到纰漏。”卢惠文笑道：“我不怕。我用事实说话。”易如潇笑了笑：“是不是王先生让你写的？”卢惠文答道：“有些是，有些不是。”易如潇笑着点点头，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报上见！”然后和她挥手告别。

卢惠文含笑点头，默默地看着那个穿中山装的青年走到街上，飘飘然消失在电车里。电车远去，街上的人匆匆穿梭，衣衫褴褛的人挤来挤去，西装革履的人越来越多，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

新生活开始了。她的思想得到了解放，经济获得了独立，旧家庭对她也没有了任何束缚，惟有几个孩子让人牵挂。她走上讲台，给新生讲授西方法律史，进行民主思想的启蒙。

她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既然看到了中国的曙光，就要去迎接它；既然中国的前途在于走俄国的道路，她也就喜欢上了俄罗斯文学。屠格涅夫、高尔基、契科夫的译本，她都读，还读起了英文版的《资本论》。在向王正觉的不断请益中，她猜到了他的身份不同凡响，后来他也默认了。他的身后有一种力量，一种看似无形，却随时可能爆发的强大力量。她好像看到了一扇新的大门在向她打开，有诗，有剑，有险峰，有幽壑，有赤日，有狂飙……

到了初冬，院子里的小棕树又长大了一圈。吉永清兄弟在屋里读书，做作业。外婆坐在堂屋的椅子上，纳着鞋底。吴妈坐在旁边，一边帮他搓线，一边念着：“多亏了卢先生帮忙，我们家那口子才到他们学校当了校工，就打打铃，看看门，一个月要领十块钱，比种地都强。”吉永淑守在旁边，双手托腮，好奇地看着。

门响了，吴妈放下线：“卢先生回来了。”她起身到院子门口，拉开门栓，笑道：“卢先生今儿下学早？”

卢靖文满面红光，嗯了一声，兴冲冲地进了院子，见吉永淑在堂屋门口，立刻喊道：“永淑，你妈妈来信了。”

“妈妈来信了？太好了！妈妈来信了！”吉永淑高兴得跳了起来。

卢靖文从信封里拿出信纸，先念给外婆听。吉永清兄弟听见妹妹的喊声也跟着进了堂屋，听见舅舅念着：“……我在中国公学一切皆好，按期毕业。班里女生仅有三位，得到先生们的尊重，同学亦无惊诧，相处融洽。恰逢公学急缺法学教员，故而校长特意延聘我留校任助教，我已应允，勿念。几个幼子劳累母亲和兄长抚养，谨此叩谢。”

外婆脸上的皱纹也笑直了：“你妈妈又要当先生了！”

卢靖文对外婆笑道：“那是大学的先生，又在上海那样的大都市，可不一样，薪水很高的。我们工专是中专，我的月薪才一百四十一块。惠文是助教，月薪就有一百二十块。再等几年，她当了教授，就有两百多块了！”

几个孩子都望着那个信封，还想从里面读出更多的东西来。吴妈在一旁啧啧叹道：“三小姐真有出息。”

这时，一个软绵绵的声音从堂屋后面传了过来：“哟，惠文真是个时代新女性啊！”舅母平时都在后院，很少到前院来。她身穿紫色缎面旗袍，旗袍上绣着红色的花、黄色的鸟，走动时闪着绚丽的光泽。她挺着高高的胸脯，屁股一扭一扭地走了过来。

舅母没生孩子，家里人都不大理她。外婆只是自己念道：“当女先生好啊！”

吉永淑拉着舅舅跳着嚷着：“妈妈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卢靖文摸着吉永淑的头：“她说让你不要读四书了，读点新书。”

吉永清坚决地说：“我现在就不读四书了，现在就去洋学堂！”

吉永源也拉着舅舅：“我也要去。”他总是喜欢跟着哥哥跑。“还有我！”吉永淑也嚷。

“读书好，就是学费贵哟。”舅母说话很慢，手里的丝织手绢在胸前一上一下地舞动着。

卢靖文看着吉永清瘦高的个子，已经和自己齐肩高了。他看了看舅母，拍着吉永清的肩说：“永清，你们三个孩子读书的事你回去问一下你爸，看看读哪个学校。”

众人沉默下来，只有舅母的旗袍和手绢在屋里晃来晃去，闪着刺眼的光泽。

第二天，吉永清急急地赶回南丰老家，站在堂屋里眼吧吧地看着父亲。堂屋两侧各有一排红木椅子，父亲更加干瘦的身子陷在椅子里，无神的眼睛盯了儿子一阵，然后一拍头，返身到内室里翻腾起来。吉永清跟在他的后面，要从他的手里抠出学费来。终于父亲从柜子里翻出一张纸，有黑的字、红的印，是一份地契。父亲把它叠好，一转身，奶奶在背后拦住他：“你又要干什么？”

父亲把双手往后一背，对奶奶说：“老大要去洋学堂读书，内兄说这是好事。内兄可是省里的参议，是见过世面的人。所以呢，我准备把东门外的二十亩地卖了，送老大去洋学堂读书，学点洋文，将来好当大官！”他把“大”字拖得老长。

奶奶声音颤抖起来：“就剩这几块地了，等你卖完了，还吃什么？”

父亲连哄带吓：“娘，等红军打到南丰来，一共产，这地还有啥用？”

奶奶道：“江西的赤匪不是被**消灭了吗？”

父亲不耐烦了：“唉呀，朱毛又在北方闹起来了。好了，你歇着吧，我赶着去交割呢。”

奶奶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父亲瞪着眼，伸长了脖子，逼视着奶奶：“这笔买卖是我早就和朱乡长说定了的。我能不去吗？”

奶奶听罢，木然地松了手，掩面哭了起来：“天要灭吉家吗？”说着说着，她瘫在椅子上。吉永清帮奶奶掐着人中，无助地看着父亲的背影。如果不是为了要学费，他真的不愿意去看父亲那骷髅一样的眼神。

奶奶缓过气来后，在屋里唉声叹气：“我生了七个娃，只有两个儿，大儿子还得了吐血病，没了治，这个二儿子这么不争气，看来我也指望不上了。老天爷呀，我前辈子到底造了什么孽呀……”

当天晚上没有等到父亲回来，等了两天，仍没见人。等奶奶好点儿了，吉永清就说要读洋学堂。她无奈地叹叹气，让他带上一包早熟的蜜桔，回外婆家。

太阳暖洋洋地斜斜地挂在西边。卢靖文为了防备小孩子们去摇那棵新栽的树苗，用竹枝编了一圈围栏，把老榕树和中间的小树苗围了起来。那棵小树苗长得笔直，没有一个树杈，一根独苗直伸上去，树干上有一圈圈很少见的花纹，泛着嫩绿的光泽。

吉永清拖着沉沉的脚步，跨进院门。吴妈关好了门，进了厨房。吉永清轻轻走到树边，看着舅舅整理围栏，又看看那颗小树，问：“舅舅，这是什么树？挺好看的。”

舅舅停了下来，微微一笑：“这是棕树。榕树的中间长出一棵棕树，是不是很特别？每天我们从院子里经过的时候，都要看看这两棵树，一大一小，一棕一榕，和谐相处。它在提醒我们一个道理：凡事中庸为上。”

吉永清呆呆地看着两颗树，若有所思。看着吉永清沮丧的脸，舅舅轻叹了一口气：“没要到钱？”吉永清微点一下头，把肩上的包袱递给舅舅，鼻子酸酸地：“我只要到这袋蜜桔。”

舅舅接过包袱，拿出一颗蜜桔，把玩起来：“南丰蜜桔可是很有名的。它真担得上屈原说的‘精色内白’四个字，外表精致，内心纯洁。多美呀——”

平时吉永清只是喜欢南丰蜜桔的味道，今天仔细一看——可不是吗，蜜桔颜色金黄、纹理细密、外形规则、表面纯净，非人工可比。他略一沉思：“屈原是以树喻人，借橘树以明志，表明他做人也要精色内白。”

舅舅微笑地拍拍他的肩：“嗯，孺子可教。我在城外还有一块地，我把它卖了，送你们三兄妹去上学。我再去挣点薪水，我们一样可以过下去。”

吉永清眼睛潮潮地，靠在舅舅身边。这个世界，光明和黑暗、善良和丑恶、温暖和冷漠、君子和小人总是混在一起的，常有天壤之别。他的心口不停起伏着……

就在这个冬日里，他背起书包到省立中学读书去了。天还没亮，吴妈在厨房里拉着风箱呼呼地响，吉永清就起床了，匆匆吃了早饭就出门，走过文庙废墟，穿过好几条街道，花上半个多小时才到学校。省立中学比南丰的官学大，学生多，老师多，课程多。有的老师还说国语，有的还会说洋话，数学、物理都是洋学，比四书五经有趣多了。回家以后，他很快就完成了作业，常常到舅舅的书房里找书看，不管是线装书还是新版书，他都看得津津有味。

二弟和三妹进了公办高小，路途要近得多。四弟仍是常哭，声音细弱，时断时续。哥哥姐姐去逗他，他就好一点。有时候哭得久了，外婆就用小碗倒一点点菜油，用一个勺子蘸着油，在四弟的背上刮，从上往下，直到刮出乌红的血丝来，四弟就不哭了。

卢靖文每天到省立工业专科学校教书，回家的时候，常要带回一份报纸，日期多是一两个月以前的。吉永清放学后要把每一份报纸的每一个角落看完，像饥饿的乞丐扑向刚出锅的馒头。天下如此广阔，中国之外还有美、苏、英、日等许多国家；中国很弱，像肥羊，列强很多，像饿狼；南昌向东几百公里外有个上海，有许多洋行、洋货、洋人，还有新式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