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桂芬倒头便拜，而奕詝也是老老实实的接受了他的跪拜。当这些礼节都走完后，奕詝才让冯桂芬起身，坐在饭桌旁边交谈起来。

当奕詝说完自己是来整顿两淮盐税的时候，冯桂芬的脸色一变。为什么呢？

在两淮盐税的这个问题上，凡是跟盐有关的各阶层人已经组成了铁桶般的一个饭团。

这个饭团里，酒色财气。功名利禄，无所不有啊。当然，还有黑白武力，白武力就是河防营，黑武力就是盐帮里的一些打手。

不过，想到最坚固的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攻破的。因此，对于这些盐商，还是有办法收拾他们的。

在历史上，淮盐在销售上，通达六省，包括江苏、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等6个省份的巨大市场，而这6个省份几乎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因而成就了扬州盐商的鼎盛，也造就了扬州的繁荣。

尤其是清康雍乾年间，扬州盐商的财富和影响力可谓达到了极至。如乾隆37年（1772年），扬州盐商年赚银1500万两以上，上交盐税600万两以上，占全国盐课的60%左右。而这一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的32%，扬州盐商提供的盐税占了世界8%的经济总量，扬州盐商可谓富甲天下，“扬州盐商”四个字也几乎就成了盐商的代名词。

并且，他们组成了由盐商——盐帮——盐道衙门——扬州知府——河防营的这一地下合作团体。

不过，在这五大团体中，他们忘记了一个群体，那就是盐枭。

由于“东南财赋，淮盐最大，天下盐务，淮课最重”，甚至还有人说，“天下大计仰东南，而东南大计仰淮盐”。

淮盐这么走俏的，可是从灶户那里收购的价格太低了，盐商们在两淮盐场的收购灶户的为一斤5文钱左右，而销售到消费者手中的价格为每斤二三十文钱，毛利达到约500%。

于是，有一部分灶户觉得太吃亏了，他们就想着自己来销售。可是，在大清道光十二年，也就是1832年，两淮的盐务变成是由官府发盐引改成发盐票了。进行销售的，每个盐商都必须有盐引（“盐引”俗称“窝子”，是清代食盐专卖的凭证。）

正是由于这个盐票法，它取消行盐商人的世袭专卖特权，任何人只要纳税，就可以领盐贩运，且所贩盐可以在指定的地段自由销售。这一盐业政策的改变，给扬州的大盐商们以致命的打击。在取消了特许专商制度之后，各地的小商贩竞相参与盐的运销，原有大盐商的垄断利润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这一切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盐税的流失，不过，还有一些人没有盐票。却想发财的人，在扬州，多为桀骜不驯的灶户。这些人就成了盐枭。

而盐枭和盐商，盐帮冲突，杀人劫货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了。

因此，奕詝想让自己的亲卫，假装成盐枭，大肆地往出卖盐，由于现在禁止运盐，那么这盐的价格肯定会飙升的，这样，以商人贪婪的心里，肯定会嫉妒盐枭在这个节骨眼上卖盐的。

这样，我们就让盐枭和盐商进行“合理”冲突，让后再让里面的主要人员进行合理的“消失”。

然后以消失为契机，从盐商的身上扯开一道口子。，顺藤摸瓜，把这个集团给打消。

而且，一些盐帮的精壮汉子就可以组建成卫**的水师士兵了。因为这些盐帮的人从小就是在江里摸爬滚打的，他们最起码是不会晕船的。

大的方针是定下来的了，可是这个执行，就有些为难了。

不过，这一切被冯桂芬给解决了。因为冯桂芬家的一个表叔早年的时候就是灶户，后来当过盐枭，他对这一行是非常熟悉的。

当天，冯桂芬就离开奕詝，去找他的表叔去了。

大计是定下来了，奕詝现在是一身轻，于是，他想去探求一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句谚语在扬州是不是真的？

因为从清代官吏俸禄制度知，作为四品官的知府每年俸禄为105两，养廉银为4000两左右，二者合之其合法收入三年不过12300多两，那么怎样会有十万雪花银?而且还是清正廉洁的知府，贪赃的知府又能有多少收入呢?这就要从陋规说起。

所谓陋规，就是历来相沿的不成文规矩，又特指贿赂需索。清朝的陋规，初为火耗、升斗耗、仓场牦、鼠雀耗等所加征的数额，归地方官分肥，实行养廉银火耗归公后，主要是名目繁多的“敬”，如冰敬、炭敬、拜礼、贺礼等，加上额外分肥，每年即可达数万两，这样一任知府下来，十万银子即可到手。

以上述及的只是地方官的所谓合法收入，至于贪污、勒索，贿赂大捞外快，其收入则难以计算。所谓清官与贪官，只是相对而言。清统治者面临**的事实制度，不得不采取变通办法，逐步降低合法与非法，廉洁与**的标准，将一部分非法视为合法，将不甚严重的**当成廉洁。康熙帝就曾说过，“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如州县官只取一分(1％)此外不收，便是好官。

不过，就是奕詝的这一探，竟然让事情出现了波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