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才是维护社会的根本，大明的各项法律都在完善，胜英已经成为大明司法尚书，，他抓紧时间完成各项法律。

按照余翔要求，法律不求最好，但是要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完善，法律要有自我进化功能，并且要有及时自我纠错功能，不能教条，要与时俱进。制法谨慎、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充分体现法律尊严，这与儒家思想倡导“礼治、德治、人治”有所不同，儒家倡导通过自我修行窒息人性，做到自律自省，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可操作性太难把握，因为很多道理，在不同的人心中有许多不同的解释，礼、德、人这三者很难达到完美统一。因此余翔提倡的法制，推行起来有阻力，甚至有些地方，都不知道有法制这一说。南方许多地方，处在高山大川中，环境闭塞，很多地方，都是以族规代替法律，即便在后世，信息高度发达的网络社会，这种情况也依然存在，可见，普法之难。

余翔决定，无论多难，也要将普法问题解决。

余翔深知，解决普法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将建立覆盖全国的邮政系统，保持信息流通道畅通，信息快速传递是根本，因此，蒋伯芳被任命为全国邮政大臣，专门铺设邮政网点，建立邮递员体系。在蒋伯芳努力下，邮政系统铺设进展非常迅速，第一步要完成主要城市的邮政网络的铺设，然后逐步扑向中小城市，最后至偏远乡村。

收购粮食，需要大量银子。余翔抓紧推进新币的发行，减少朝廷对银子的依赖，促进商业贸易发展。

大明新币在北方几省发行比较顺利，在南方推行还比较困难，好在有国库兜底，还有诸如福王、许记商团、黎记商团的支持等大商团支持，银两勉强能维系。

余翔学着后世，发行大明债，向社会集资，大明债与邮政储蓄不同之处在于债券是固定期的借债三年，但利息大大高于银行，在南方，搞战时特别法推行难度很大，凡事一步一步来，余翔战略思想是先攘外，后安内，等消灭清兵后，在南方加大改革力度，没有稳定的国内环境，改革只会是空话。

通过新任朝廷不懈努力，终于在崇祯十二年三月份，在余翔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三年里，情况都得到好转，粮食问题得到解决，财政收入大幅提高，国库有钱了。

是时候对清兵发动反击了。

崇祯十二年四月一日，红娘子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节制顺天、保定、辽东三抚，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四镇。统帅刘国能、吴三桂、诸葛山珍、张有良对清兵作战。

崇祯十二年五月一日，大明军队在红娘子的指挥下，发动义州会战。

刘国能为东路军统帅，带兵十二万，其中有五万原卢象升元大兵，七万原河南新卫军。

吴三桂为西路军，带关宁铁骑八万军兵。

诸葛山珍统帅特种兵团一万五千人，随时接应。

张有良带领火器营，红衣大炮一千门，虎蹲炮五千门，随军调遣。

贾斌久带领三千夜不收，刺探军情。

余翔要以绝对优势与清兵一战，这次出战的是大明最精锐的部队，大明不再被动挨打，消极防守，而是主动出击。

不单如此，红娘子还采用阵前总参谋长李岩的建议，利用离间计分化敌军。

面对大明军队步步紧逼，沈阳城内人心惶惶，城内疯传多尔衮与大明将来勾结，害死岳托，多尔衮故意害死能臣，意在剪除政治对手，有贪图大清宝座意图。

皇太极何许人也，他是一代枭雄，当然不会听信这些谣言，但是老百姓传言却极为厉害，说得有鼻子有眼。

最难受的是多尔衮，他的确是位名将，非常有能力，但在谣言四起之时，也很动摇，功高震主在何朝何代，都是很忌讳的一件事情，并且大明大兵压境，经过之前与新卫军较量，知道了厉害，正好借这个机会，躲避一下风头，以免承担战败之责。因此，多尔衮主动请求放弃兵权，退出政治权利中心，选择归隐藏。

皇太极这些天头发晕，脑门子疼。这是自他登记以来，受到的最为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