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张郃，此人武艺不凡，袁绍入得渤海之时，便有张郃投奔，此将虽不得志，但领军镇守天津港处，扎营操练俱是能手。”甘宁眼中闪过几分赞赏，想他锦帆甘兴霸，一世敬重之将却是不多，那张郃能够入得他的眼中，而素来眼光很高的张任亦是如此关注，众将纷纷神色一紧，心中暗自揣度那张郃乃何许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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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伍之制

“什伍”之制是中国古代军队最初、最基本的编制。

5进位以及10进位制是人类普遍采用的记数方法，因此很早就用来计算与编制士兵。中国古代军队的基本编制单位就是一五一十的“什伍”之制。另外古代展开军队作战时往往会排列成左、右两路或左、中、右三路的阵势，由此影响到军队要采用2进位或3进位（包括其倍数）的编制。

商代开创的这种“什伍”之制后来被周朝继承，而周代的军队也是以战车为核心，1辆战车及其配属的步兵合称“乘”，是最小的编制单位。按照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司马法》一书的说法，每乘是甲士10名（3名上车作战，7名在车下作战），徒役20名。但也有人认为20个徒役中只有5名承担养马、炊饮，另外15名也参加战斗。比较一致的说法是每5乘编为1队，由仆射指挥；每两队由“官”指挥；每10队编为“卒”，由“卒长”指挥；每2卒编“师”，由“师氏”指挥。周代仍然以“师”为基本单位，但师的数量逐渐增加，据史料记载西周王朝兵力最多时达14师。

这一时期，步兵、骑兵尚未成为独立的兵种，战斗的主力是战车兵。使用的主要武器是刀枪剑戟与弓弩。这些武器的使用，一直持续到封建社会的结束。

春秋时期步兵逐渐成为独立的兵种，与车兵并列。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仍有战车兵，与步兵混编，依旧是作战兵种。西汉也仍然有“车士”的编制，以及在直属朝廷的北军中有专门的“虎贲校尉”，有“车骑将军”名号。战国时期步兵成为主力，各国编制不尽相同。

总的来看，早期步兵都以5人为战斗单位。据《司马法》一书，5人分别使用弓、殳、矛、戈、戟，成纵队战斗队形时，短兵器在前、长兵器在后。5个伍排列成一个方阵“两”，两司马为甲士，居中担任指挥。看来这种步兵战术与基本编制配合得很好。

汉代军队编制沿袭秦代。按照战时编制的常备军逐渐固定，以部为基本单位。部由校尉指挥，因此部有时也称“校”。校尉出缺由军司马代领。东汉时直属朝廷的北军“五校尉”部队称之为“五营”，每营应该相当于过去的部，但编制定额仅千人左右。校尉的级别相当于郡尉（比二千石），军侯相当于县尉（比六百石），屯长、队率相当于县吏（比二百石、百石）。部以下的编制不固定，根据任务各有几个“曲”；而部以上的编制也不固定，由朝廷根据战略方向、战役任务委派的将军，指挥根据该任务而组编的几个部，构成一支某个战役或战略方向的兵力，有时就称军。将军的指挥部由于要在野地宿营搭建帐篷而称之为“幕府”，朝廷往往给予相当大的人事权力，允许临时任命幕府官员，因此将军出征也就叫做“开府”。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军队的基本编制情况相当混乱，史籍的记载也不明确。总的趋势是部、曲的地位日益下降，成为将领的随从亲兵，其中大多数都是将领的奴仆，没有人身自由，最后部、曲联称，成为法律限定的一种贱民。而将军越封越滥，所领的“军”的员额不断缩小。

关于北朝时期军队编制情况，史籍记载不是很明确。据说北魏时期也是以队、幢、军3级为基本编制。但据说军仅千人左右，则或许是100人左右为队，以上3队1幢、3幢1军。指挥官分别为军主、幢主、队主。军以上编制不固定，根据战时需要组编由“统军”、“别将”、“都督”等指挥。

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对传统军队编制的改革力度较大。据说当时在皇帝之下设6个柱国大将军，每个柱国大将军管辖两个大将军（共12名），每个大将军管辖两个“开府”（共24名开府），每个开府管辖两个“仪同”（意思为仪仗可以与开府相同，总共48名）。这些听上去级别很高的军官实际指挥的士兵实际并不多，每个开府所指挥的是“军”（也叫“团”），但是实际上只有2000人左右；每个仪同指挥约1000人左右。千人以下的编制情况不明，但想来应该还是传统的什伍之制。

隋唐继承了府兵制度，尤其是唐府兵制的编制非常规整。各地遍设折冲府，为组织、训练的编制单位，管辖兵员1200—800人，设折冲都尉，副手为两位果毅都尉；府下辖4—6个团，每团兵员200人，设校尉为主官；团下辖2旅，每旅兵员100人，设旅帅为主官；旅下辖2队，每队兵员50人，设队正为主官；队下辖5火，每火兵员10人，设火长。战国以来传统的“伍”被取消。全国的折冲府数目庞大，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就达到了643个，分别由朝廷的12卫大将军统帅。

五代时期战乱频仍，无所谓平时战时，军队的编制就是战斗编制。到后周时组建基本战斗部队编制：100人为1个“都”，都有“都头”；5都组编为1个“营”（500人），营有“指挥”；5营即组编为1个“军”（2500人），军有“都指挥使”或“都虞候”，或直接称“军主”；10个军编为1“厢”（25000人上下，从战斗中的左、右两翼发展而来），厢有“都指挥使”，或直接称“厢主”；左、右两厢编成一个战略方向的总兵力，一般大约为50000人上下，由皇帝派出的节度使统帅。这或许就是从唐代军队的战时编制发展而来的。

后周的制度被宋朝全盘沿用。宋军以标准为500人的营（一般直接称“指挥”）为基本单位，统计兵力都计算有多少指挥，调动组编也以指挥为单位，一般并不拆散。营下的为100人的都，有都头；都以下的编制应该是什伍之制，有军头、“十将”（管辖10人）等士官的名目。

理论上5营编1军，但实际上往往不足额（也有相反的情况）。而军以上的厢由于兵员过多，因此朝廷往往采用抽军办法，使厢并不足额，甚至进一步撤消厢的番号。北宋中期后厢几乎已全部架空，朝廷直接指挥并调动军，厢都指挥使成为武官的虚衔。

先后与宋皇朝对峙的辽、西夏、金、元少数民族皇朝军队的编制情况史载不明。

最著名的是金朝的“猛安谋克”制度。原来女真族军队也是采用10进位制的编制方法。以后将被征服的各部落武装也按此制编制成军，若干个猛安编为“司”，设立都统司指挥。

蒙古兴起后建立的军队也是按10进位制编制的，10人为队，有队长或称“牌子头”；10队组成1个“百户”，10个百户组成1个千户，10个千户组成1个万户，万户为蒙古军最高编制单位。百户、千户、万户既是编制单位，也是长官的名号，但是实际上编制往往并不足。入主中原后元朝军队大体上保持这一基本编制。

宋军是职业军队，理论上不应再有平时、战时编制的区别。但是实际上这套编制在战时运转并不理想。到北宋中期又发生转变。范仲淹在主持陕西防务时，为适应作战需要而重新整编军队：以5人为“伍”，5伍（25人）为“队”，5队（125人）为“阵”，20阵（2500人）为“将”。“将”作为独立战术单位，直接指挥下属。

至1139年与北方金朝和议成功后，南宋朝廷就裁撤了“大军”的编制，由朝廷直接控制各军。军以下仍然保留将、营、队、火的基本编制。

朱元璋在占有江南地区后开始整编军队，规定每10个士兵组成1个“小旗”，5个小旗组成1个“总旗”，两个总旗组成1个百户，10个百户组成千户，5个千户设1指挥。

建立明朝后根据刘基的“军卫法”建议，各省设都指挥使统辖驻军，以下分设卫、所。每卫编制5600人，设置指挥；卫下辖5个千户所，每所1112人，设千户；千户下辖10个百户所，每所112人，设百户；百户下辖2总旗；总旗下辖5小旗。满族军事实力在关外逐渐壮大的同时，开始建立八旗制度。其兵民合一、平战一体的基本编制是10人为1队，若干队组成“塔坦”（村落，设章京），4个塔坦组成1个“牛录”（以300人为标准，设佐领），5个牛录组成1个“甲喇”（设参领），5个甲喇组成1个“固山”（即“旗”，设固山额真，即旗主）。牛录为基本战术单位，固山为战略单位。这套编制后来推广于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但实际往往并不足额。比如蒙古、汉军八旗不到300人就可以编为牛录。入关后八旗兵长期维持这一编制体系。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曾国藩等人建立的湘军、淮军等都是全新的编制。基本制度沿袭的是戚继光在《练兵实记》中所创设的编制再加以变通。采用10进位的基本编制，每10名战斗兵加1名什长、1名伙勇，组成“队”；8队组成1“哨”，有哨官、哨长；4哨（前、后、左、右）组成1营，还有营官亲自指挥的亲兵6队。全营总兵员数500人（正勇336名，伙勇42名，什长32名，护勇20名，亲兵60名，亲兵什长6名，哨官、哨长各4名）。另有180名长夫提供后勤运输。营为基本的战术以及经制管理单位。后期又组编若干个营（4、5个）为“军”，设立“分统”指挥，但只是军事指挥关系。若干个军上再设立“统领”，为战役方向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