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是胡楷资历太足了，韩圭以为胡楷或许会默认一些事情，却不愿意亲自站出来为这事奔走。

逃京事变之后，史轸、韩圭以及顾藩、周鹤等人就已经在考虑禅让之事，在他们眼里，甚至绍隆帝以及此时仍然被囚于漠北的天宣年都不是最主要的障碍。

前朝末年，恭帝幼年登基，太后临朝称制，国人相疑，太祖皇帝众望所归，黄袍加身，接受恭帝禅让即皇帝位，开创大越延续迄今逾一百七十年的基业。

因此从大越的法统上，天子昏聩无能，致天下亡疲，众望所归者禅继皇位开创新朝，还是颇有一番说辞的；至少朝野并不会有太激烈的反对声音出现。

反对者如葛氏、高氏，都很清楚这一点。

因此近年来他们一方面上表奏请还都汴梁，一方面在其辖境宣扬建继帝的功绩，奏请立齐王寅为储。

天下倾圮之际，建继帝奔走河洛、河中、泽潞御虏，于襄阳登基又殚精竭虑组织天下兵马，建立秦岭-淮河防线，保住半壁江山，为大越赢得难得的喘息之机，这是谁都无法抹除的功绩。

且不管徐怀功绩如何，但他得建邺帝拔擢草莽之间，却又是世人所公认的事实。

第二次淮南会战时，建邺水师为赤扈歼灭，建邺城外虏骑驰骋杀戮，魏楚钧曾主张立齐王为储，以拉拢先帝遗臣，挽回潜邸系及绍隆帝破灭的声望；奈何绍隆帝未从其计，以致彻底失去先帝遗臣一系的支持。

要不然的话，现在大越朝野是什么格局，还真难预料。

虽说时至今日司空府权势更大，声望更隆，甚至此时就着手安排禅让之事，也没有问题，但历史评价却难逃瑕疵。

历史评价并非是虚妄的，也并非简单是个人身后之名的权衡，而是要考虑“得国不正”的历史评价，极可能会给新朝埋下动荡的隐患——此时朝野反对势力并不单纯就葛伯奕、高峻阳这些人，更主要的还是从内心深处畏惧以及抵触新政的，庞大之极的士绅群体。

缨云公主与徐怀的婚事，除了能最大限度消弥日后动荡的隐患外，更能解决眼下很多悬而未决的难题。

钱择瑞、刘师望、刘衍、杨祁业、陈缙、凌坚、余珙、余整、韩文德、乔继恩、陈由贵等先帝遗臣，从此可以真正放下心障，彻底融入司空府。

朱沆、胡楷、刘献等人算是先帝遗臣的顽固派，可以预见他们的态度也会因婚事会发生变化；韩圭、顾藩他们甚至希望由刘献出面推动婚事。

顾继迁、顾琮父子所主掌的东川路，这些年来与京襄（楚山）协同作战密切，也保持较好的私谊。

然而在逃京事变之后，哪怕与司空府的协同作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双方军事合作层面的联络没有中断过，也无意加强对东川路地方的控制，州县官员始终接受中枢的任命，但哪怕是在韩时良率龙武军做出选择之后，顾氏在根本性的抉择上却依旧保持沉默。

说到底顾氏还是以先帝遗臣自居。

没有办法，先帝遗臣还是太要脸面了：

刘献不仕，胡楷闲居横州不归襄阳，而刘衍、钱择瑞等人也多次表示要致仕还归田园。

然而也恰恰是这些人太要脸面，汴梁沦陷后天下才没有彻底的崩坏。

要不然楚山也是独木难支。

缨云公主与徐怀的婚事，使得徐怀可以名正言顺的继承先帝的政治遗产。

这不仅能令胡楷、刘献等人不会成为日后的障碍，不仅能令骁胜军、宣武军以及靖胜军也将变得与天雄军、选锋军再无区别，彻底成为司空府的嫡系，东川路的问题也将随之迎刃而解。

要不是他们这边不能表现得太急切，周鹤都要拉上顾藩等人赶往齐王府，给缨云公主问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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