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现场，坠毁的导弹残骸还在猛烈地燃烧。人们都围拢过来，李福泽命令现场的警卫战士，拦住科学家们，因为有可能还会发生爆炸。

人们久久地望着燃烧的大火，仍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不少人眼睛红红的，还有人在失声痛哭。有一块弹片砸坏了附近的一个厕所，李福泽对导弹研究院的领导开了一个玩笑：“你们得赔我一个厕所！”他想活跃一下气氛，但是，没有人笑。

任新民等专家不顾劝阻，来到大坑前。人们都被这个巨大的变故搞懵了，面对燃烧的火焰，个个两眼发直，无人说话。很快，张爱萍赶来，他把聂荣臻的话原原本本传达给大家，并承诺，一定不会追查责任，对专家们不搞无限上纲，更不允许给任何人扣‘帽子’。他还告诉大家，钱学森很快会赶来，和各位一起查找原因。

一定不要追查责任这是聂荣臻对大家的爱护和关怀。在那个年代，工作上出了问题，人们最怕的就是无限上纲，过度地追查责任。我们在采访中发现，事情虽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当年的亲历者，仍然念念不忘聂荣臻元帅的这句话。

天黑了，大火早已熄灭，夜色笼罩下，任新民、梁守盘等人仍然坐在那个大坑前，副院长王诤过来劝他们回去休息，任新民眼里含着泪说：“我是发动机总设计师，老梁是总体设计部主任，花了国家那么多钱，做了那么多次试验，汇聚了那么多人的心血，发射却失败了，我们深感对不起国家……”

梁守盘也说：“这次发射失败，给院里抹黑了，我们几个主要专家，愿意承担责任。”

王诤劝他们想开一点，因为谁也不想失败，院里也不会追究责任。王诤还代表院里向梁守盘表示了歉意，当初差一点把他调离，日久见人心，他发现知识分子对国家、对***的感情，并不比那些所谓的老革命差。

第二天，钱学森坐飞机赶来，他先是率领大家清理导弹残骸，然后组织力量现场分析失败的原因。梁守盘说，设计的时候，他和孙家栋都认为，这枚导弹的直径应在2.2至2.4米之间为好，结果呢，直接采用了东风一号1.65米的弹体直径，而它的长度高出了两米多，直径却没变，太细太长，很容易产生剧烈振动。钱学森认为，这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我们还是太着急了。

一个礼拜后，他们终于找准了原因。钱学森总结说，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总体方案设计中，为了增加导弹的射程，仅仅在苏联导弹的基础上，加长了两米，增加了推力，而箭体结构抗振强度，却没有相应提高，导致起飞不久爆炸；二是地面试车时间不够长，太仓促。

任新民同意钱学森的意见，他说，科学的规律是无情的，技术上没吃透，坎就迈不过去，这枚导弹搞得太匆忙了，照猫画虎，发动机也搞得太匆忙了，急于求成，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欲速则不达。他又说：“全国人民勒紧腰带，用血汗钱堆起了这枚导弹，我们却让它失败了。聂帅指示，虽然不追查责任，但我们不是没有责任，我们对不起国家。”

10天后，他们返回北京，风尘仆仆来聂荣臻的办公室汇报。聂荣臻说：“辛苦你们了，在戈壁滩紧紧张张工作。”

钱学森惭愧地说：“聂老总，我们没干好，对不起国家。”

聂荣臻说：“不能这么说。这次没干好，下一次会干好，我相信我们的专家。”

一句话，众人的眼圈红了。

座谈时，聂荣臻说：“从这次失败来看，必须一个型号一个型号地摸透，决不能有一点凑合，否则，偶然成了，下一次仍会出问题。东风二号试射未达到理想目的，不要泄气。天下没有试验一次就完全成功的科学家，总是通过反复试验，才能取得理想成果。一个好的科学家，必须具备成败两方面的经验。所以我听到消息后，并不感到惊讶，相反倒觉得是件好事。如果总是成功，我倒有点不放心，倒担心我们的成果是否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