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介福说：“我最迟要在六三年十二月底之前，拿到六氟化铀。还有分离膜，也得拿到。”

刘杰就这样按照倒排计划的办法，一层一层往上追溯，从六氟化铀到四氟化铀，再到二氧化铀，从点火中子源到铀分离膜，一一让负责人列出了计划，把最后的期限都定好了。到这时候，他心里也基本有底了。在二机部党组会上，刘杰说：“按现在的工作进度，看来1964年响，问题不大。可是研制原子弹，不光是我们二机部的任务，它涉及到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900多家工厂，里面不可预知的因素太多。因此，我建议，我们给中央报：争取1964年，最迟1965年。”

钱三强同意这个计划。因为前面有道道难关，只要有一道攻不下，千军万马都会受阻，留点余地也好，更有把握。

1962年9月11日，二机部正式向中央提出了争取1964年，最迟在1965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这被称作二机部给中央正式立的军令状。

几天之后，罗瑞卿代表国防工办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原子弹研制的情况，刘杰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刘少奇说，1964年能爆炸很好，如努力了还不行，1965年也是好的，但不努力就不对了。

后来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怀国模，当时参与了“两年规划”的制定。他接受采访时说，假如当时不下“两年规划”的决心，原子弹计划很有可能会拖延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工作确确实实有很多的未知数。你不要说别的，就青海那么大的工程，后来做大型爆轰试验，要没有两年规划的话，那再拖一年是肯定的，那工程太大了，李觉为了那个工程，费尽了心血。

这个时候，压力最大的人是刘杰。他回忆说，那时候时间特别紧，工作特别紧，心情特别紧。实际上，原子弹不光是一个专门的科学性的东西，它更多的还是一个大的工程问题，组织管理问题。他说：“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带领广大群众全身心地投入，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攻关夺隘，把计划变成现实。

1962年，刘杰一年累秃了头。

62．这件事请总理出面才行在国防科委办公大楼的一间会议室里，聂荣臻召集罗瑞卿、张爱萍、刘杰、刘西尧、钱三强、李觉、朱光亚等人研究了二机部的“两年规划”，他本人同意这个规划。他说：“现在主要是如何搞响的问题，采用什么办法都行，将来再考虑装到运载工具上的问题。我个人觉得，第一颗原子弹最好在1964年炸响，最好不要拖到1965年，因为1964年是建国15周年，有纪念意义。”

罗瑞卿也说：“当然是越快越好。”

刘杰说：“两年规划是我给中央立的军令状，实现不了，我上军事法庭都没话说。”

聂荣臻说：“以后，二机部的工作我亲自管。这军令状是你刘杰立的，也是我聂荣臻立的。”

之前，导弹那一摊聂荣臻管的多，原子弹这一摊，他管的较少，这里有体制上的原因，原子弹的事，二机部有时找国防工办，有时直接上报到周恩来那里。聂荣臻作为主管科技的副总理，他提出亲自管原子弹，也在情喇中。

聂荣臻给与会者透露了一个消息：根据他关于调整国防科委办公会议成员的提议，军委马上要任命张爱萍为国防科委常务副主任，同时他的副总长还兼着，但主要精力要放到两弹上。聂荣臻吩咐张爱萍，二机部需要的科学家、干部，由他来办。

刘杰拿出了一个126人的大名单，都是李觉要的中、高级专家，需要他们尽快到青海的研制基地工作。张爱萍说：“最难的是调人，你一下子就要126个专家，而且还要人家到青海去。”

刘杰和李觉都无奈地叹口气。聂荣臻说：“再难也要调，爱萍，请你尽快协调办理。”

李觉又提出，青海金银滩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必须加快施工进度，半年内必须完工，需要大量部队和施工人员。罗瑞卿是总参谋长，他表示，调部队的事，由他来办。聂荣臻指示刘西尧，二机部需要的设备、材料等问题，由他负责。聂荣臻还指示钱三强，由他负责技术上的协作问题。

安排完毕，聂荣臻问罗瑞卿，还有什么意见。罗瑞卿说，没有什么了，今天会议的情况，我马上向中央报告。顺便向各位通报，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就要打响了，连印度都敢挑衅我们，说明我们还不够强，中国需要原子弹！

众人表情沉重地点点头。

到这时候，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又迎来了一个重要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