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周恩来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思索良久，说道：“你们想得很细，有道理呀。帝国主义不希望我们搞成原子弹，修正主义也不希望我们搞响。他们怕嘛！以后中国就更不好欺负了……要我看，原子弹是用来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嘛！”

毛泽东的话，为第一次核试验定了调子。

1964年9月23日下午4点40分，周恩来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厅会议室，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人开了一个极秘密的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刘少奇的决定，那就是：早响。

会议开始时，周恩来要求，谁也不能往笔记本上记。时任总参作战部参谋兼第一次核试验办公室主任的李旭阁，随张爱萍参加会议，经周恩来批准，李旭阁作了详细的会议纪录。也就是说，只有李旭阁一个人，做了纪录。

时隔几十年后，这个会议的某些情况才逐渐解密。

会上，主要是周恩来在讲。周恩来神态十分严肃，他说：今天会议，你们不要作任何纪录。（指一下桌上的电话机）电话也掐断了。既然决定早试，那就按10月份早试的方案进行。张爱萍、刘西尧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刘杰留北京主持二机部、国防科委组成的联合办公室，负责北京与试验场的联络，并负责组织几个核工厂的关键技术资料、仪器设备的安全转移，防止敌人轰炸把我们的家底都毁了；陈毅组织外交部做好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如果敌人袭击，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专家、核研制基地、重要的核工厂，一些重要的东西要转移保存下一部分。注意，这次不是破釜沉舟，一锤子买卖，我们得做长远打算。保密问题，尤为重要。要绝对保密。我这次得小病，传得很广。天晓得，多一个人知道，就当新闻。上梁不正下梁歪，你不注意，你下面的人就乱来。这方面我历来注意，是在白区搞地下斗争养成的。我保密柜的钥匙都是我亲自保管。给毛主席的信，信皮都是我亲自写，不要人代，已成习惯了。希望你们对家里人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对谁都不能讲。我老伴是老党员、中央委员，这事与她的工作无关，我保证不对她讲。

众人均是神情严峻地听着，一言不发。

关于这一点，邓颖超在纪念周恩来90诞辰时回忆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他（指周恩来）也向我保密，事先我一点也不知情。

讲到这里，周恩来对陈毅说：“你见外宾时，可不能讲啊。”

陈毅操着浓浓的四川口音说：“我不讲哇。”

周恩来总结说：“总之，整个过程要保装、保运、保响、保测。一次试验，全面收获。”

会议开到一大半时，张爱萍看看表，站起来说：“总理，我要赶去参加一个外事活动。”

周恩来愣一下：“告诉外交部，今天之后，你和刘西尧就不要参加外事活动了。”

张爱萍点点头，往外走，周恩来又把他喊下了，说：“你翻翻口袋，看有没有记东西的纸。有就掏出来。”

张爱萍当着众人的面，把几个口袋翻一下。除了一只手帕，一副眼镜，什么也没有。

周恩来这才说：“可以走了。”

总理让一个上将掏口袋，检查是不是有可能泄密，现在我们可能都难以想象，但这件事情的确发生过。

周恩来还提出，假设我们试验的时候，原子弹没有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都要有预案。

为防止敌人万一进行空袭破坏，会上，周恩来请贺龙和聂荣臻转告杨成武代总长，由总参和空军研究，作出严密的防空部署。聂荣臻那几天犯了心脏病，没参加这个会，张爱萍、刘西尧25日专门到聂荣臻那儿汇报了一次这个会议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