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开核基地之前，聂荣臻召集开了一个小会，地点在马兰招待所他住的套间。他说：“为氢弹原理试验而秘密建设的工程设施，我们都看过了，工程速度之快，令人满意。两弹结合搞完，氢弹成了当务之急。李觉同志，张蕴钰同志，现在外面不太平，氢弹到了节骨眼上，千万要抓紧，一旦放松要误大事！”

张蕴钰表示，核基地保证按时完成试验前的一切准备工作。李觉却面有难色，他汇报说，青海基地那边，一切都乱了套，党委被造反派踢开了，他这个院长，说话恐怕也没人听了，副院长吴际霖成了“三反分子”，遭到造反派扣押，人给打得不成样子，王淦昌、郭永怀、陈能宽等主要专家遭到围攻，科研难以进行下去。他还听说北京那边，彭桓武、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等人也受到冲击，家属被株连，还有的家被抄了。又听说刘杰也上了批斗台，部里也乱了。还有，很多工厂停产，工人参加“四大”，氢弹装置所需要的核部件，无法生产……

当天深夜，聂荣臻给周恩来发出一封电报，大意是：“进行氢弹原理试验的工程建设进展很快，11月下旬可全部准备完毕，力争在12月或明年1月进行氢弹原理试验。否则明年2月以后，基地的气候条件会变坏，基地的工作也不好安排。”

与其说是聂荣臻担心气候条件影响氢弹原理试验，不如说他更担心政治气候变坏，从而影响整个的国防尖端科研计划的实施，不光是氢弹，当时还有卫星、核潜艇等等，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都在节骨眼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一来，大家都有风声鹤唳的感觉，如不抓紧，有可能半途而废，葬送在这场政治风暴之中，因为越是拖下去，以当时的政治气候而言，越是难以把握。设想一下，如果当时周恩来、聂荣臻等人不是抓得那么紧，氢弹，包括人造卫星、核潜艇等等，就不知要拖到啥时候了。

此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他当然明白，聂荣臻所说的气候条件，主要是指政治气候。时间紧迫，如果现在不抓紧突破氢弹，就会犯下历史性的错误，这项工作必须放在第一位。因此，周恩来指示二机部，无论如何困难，都要抓紧进行氢弹原理试验的准备工作。

李觉离开马兰时，聂荣臻再三交待，让他回去后，无论如何要稳住青海那边的局面，氢弹原理试验，不能推后。李觉表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得把这口气用到氢弹试验上。

李觉离开后，聂荣臻和钱学森做了一次长谈。聂荣臻忧心忡忡地说：“我抓国防科研10年了，三年经济困难，苏联撤专家那时候，都不像现在这样，心里焦虑得很。政治气候会影响整个国防尖端科研计划的实施，氢弹，还有卫星、核潜艇，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一来，想不受影响已经不可能。如果因此而彻底搁下来，将来子孙后代会怪我们的！”

他们说起卫星的事。钱学森说：“卫星那边，情况和氢弹差不多。卫星技术复杂，工程庞大，涉及多个研制机构，尤其是科学院，是搞卫星的龙头，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科学院闹得很厉害，赵九章、钱骥等很多科学家被当成‘牛鬼蛇神’，受到冲击，批斗、游街、反省，科研工作，都被迫停下来了。”

聂荣臻说：“卫星决不能半途而废！三年自然灾害时，已经下过一次马，难道这一回，还要下吗？真要那样，中国的人造卫星，不知要拖到啥时候了。也许等我见马克思那一天，也看不到卫星上天了。真要是那样，我不甘心！”

钱学森说起卫星研制遇到的困难。就说卫星的名字吧东方红按说寓意很好，毛主席像太阳，人人敬仰。这个命名很明显，突出了政治意义。但这里也潜藏着一种非常敏感的政治风险，如果成功了，皆大欢喜；但是，一旦失败摔下来，可能就是一场可怕的政治事件。卫星上天后，会奏响《东方红》旋律，一旦因电池寿命等技术原因，旋律停了或者跑调，可能也会被追究是否故意给社会主义抹黑。

聂荣臻沉默了许久，才说：“这些可能性都存在。但这个卫星，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是中国人挺进太空的第一步，是一个伟业，一个壮举，无论有多大的风险，都值得去冒。”

这话让钱学森眼睛一下子湿润了，点点头：“我懂了，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

聂荣臻又说：“在风Lang中推进，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学森，我带你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想听听你对卫星研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