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说：“人总有一死。将来，我来这里，来陪这些士兵、科学家、工人……”

李福泽被强烈地震撼了，他眼里噙着泪，用力点点头。

1992年，聂荣臻去世后，部分骨灰安放在了他亲笔题写园名的“东风革命烈士陵园”之中，在他的身侧，陆陆续续安葬着他过去的老部下们孙继先、李福泽、栗在山、高震亚等等。这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墓地，因为这里安葬的，既有元帅，也有将军、科学家、普通士兵和职工群众。

114．氢弹设计不能停下来，再难也要按期完成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青海金银滩核研制基地虽然极为偏僻，但是运动却搞得“轰轰烈烈”，两个造反派水火不容，踢开党委闹革命，整个办公楼做了武斗司令部，把里面的人都给轰了出来。昔日宁静的草原，变成了武斗的场所，大喇叭整天高喊革命和战斗口号，零零星星的枪声，让人不寒而栗。

科学家们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研制氢弹原理试验的装置，以求早日进行氢弹原理试验，检验氢弹理论设计的正确与否。

吴际霖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两派轮流斗他，给他戴高帽游街批判，回到办公室时，他时常脑袋上都是糨糊，他顾不上擦干，就满头糨糊来开会。为了不耽误氢弹原理试验，并且为了确保质量，王淦昌、郭永怀、陈能宽等科学家建议，核装置设计与制造紧密配合，边设计边制造，平行交叉作业，争取时间。

吴际霖后来活活被整死了。听说他的事情后，他母亲想不通，在大衣柜里上吊自杀。他夫人精神失常，跳河自尽了。他的两个女儿来看李觉，给李觉带来一封信，希望帮忙澄清吴际霖的问题。自身难保的李觉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帮助他们一家。文革结束后，吴际霖获得平反，李觉又把信还给他的两个女儿，说：“做个纪念吧。”

吴际霖一家的遭遇，令人唏嘘。这位中国核工业战线的有功之臣，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在北京的邓稼先，也不能幸免。

有一天傍晚，他回到北医三院的家，看到家门前一片狼籍，屋门上，砸上了一块块煤泥，这些煤泥是用尿和的，臭哄哄令人窒息。推开门，家里也是一片狼籍，窗子破了，书房里，书籍、手稿满地都是。他心疼地蹲下来，一张张地捡拾手稿。

身后有响动，他回头一看，是妻子许鹿希进来了。许鹿希一身疲惫，头发凌乱。邓稼先问：“他们，批斗你了？”

许鹿希说：“硬说我是彭真、刘仁黑帮分子，可我根本不认识这两人啊。”

邓稼先伸手揽住妻子，妻子眼里涌出两行泪，邓稼先替她擦去，安慰道：“希希，要挺住，啊？挺过去，就没事了。”

许鹿希后来回忆说：“邓稼先从事特殊工作，他本人受到的冲击小一些，我那时是医学院的教授，天天挨批，运动几乎将我逼到绝境。那时我身体很弱。可以说，风一吹就倒。稼先常常骑自行车来单位接我，经常加班，他也很疲倦，没有力气骑着走，他就推着我走，一边摇摇晃晃走，一边宽慰我：希希，会好的，会过去的，要挺住……”

北京花园路核武器研究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有批判周光召的，批判邓稼先的，批判于敏的。说周光召是“推行刘少奇资产阶级路线的代表”、“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

周光召迈着沉重的步子上楼，来到自己办公室门口。办公室门上，也贴满了大字报。他小心翼翼地推开办公室的门，钻进屋，生怕把大字报碰破了。

就这样，一到办公室，他顾不上别的，坐在桌前，拿起一组数据，用一个计算尺进行计算。

那段时间，周光召也是因为出身不好，父母在国民党时期干过，一开始就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家被抄了三四次之多。可他并没有放松对氢弹的研究。

周光召回忆道：“那时正好在突破氢弹的一个关口，我虽然也有一些消极的情绪，但是我想无论如何要把事情做下去，因为如果中国的氢弹不能够爆炸的话，显然我们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我就想，把这个做完了以后我就要退出了。”

他又说：“我想我有错误大家尽可以批评，我还是问心无愧的，尽管我对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很理解，但我不想停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