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当市长的时候，曾经作过调研，认为全国农民的税负水平，已经到了一个不堪重负的程度。那个时候，国家的展重点几乎全部放在了城市，农村成了谁也不管、谁也不问的地方。而江北市是农业大市，全市800万人口，有700多万是从事农业生产。由于财政穷，拿不出那么多钱养那么多的公务人员。全市上下，各个县和乡镇，千方百计，巧立名目，从农民身上搜刮民脂民膏。有的乡镇，收费的项目竟然达到一百多项，剑锋所指，都是农民的荷包。碰上年成好的时候，风调雨顺还可以，农民们上交了杂七杂八的这税那费，还剩下几个可以活命。但一旦碰上自然灾害频的时候，有的庄稼，几乎是颗粒无收，农民连自己的投入都收不回来，而乡里、县里，为了维持自己的正常运转，对农民照样一分不少地征收。没有粮食，就牵你的牛，砍你的树，甚至搬你的家具，卖你的东西，是什么值钱拿什么。你要是反抗，就关你的禁闭，甚至扒你的房子。你要是还不服气，就有可能被黑社会和地痞流氓组成的征收队，带到专门的地方，一阵暴打，甚至会被伤害致死，丢了性命，他们还诬陷你是畏罪自杀。

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屡见不鲜。许多农民走投无路，只能选择上吊自杀。江北市就曾出现一个农村妇女，当着征粮队员的面，在苦苦乞求之后，绝望地喝了农药，自杀身亡。这件事被新闻媒体曝光后，王一鸣亲自到了那个乡、那个村，安抚村民，了解实际情况。

当时他带着人员，进入村子的时候，那里的农民如临大敌，以为政府这一次是大规模抓人，听说武警都调过来几百人，准备把整个村子包围住，一个不留，全部抓起来，住监狱。许多老人孩子，提前都撤离了，有的人夜里害怕，就睡在庄稼地里过夜。

为了打消村民的怀疑，王一鸣只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又带了几个乡干部和临近村的村干部，直接就进入了村子。刚开始的时候，谁也不敢讲实话，所有的村民，都对他怒目而视，从那一双双眼睛里，冒出的是冲天的怒火。

王一鸣也是农村孩子出身，知道如何和农民打交道，他不摆架子，说话家常，很快就打消了大家的怀疑，开始向他说实话。王一鸣听他们仔细算账，一亩地的收入多少，投入多少，丰年的时候，收入是多少。灾年的时候，怎么勒紧裤带，把日子过下去。负担一共有多少项。仔细算下来，原来那个时候，当农民一年是赔本的，除去各种费用，基本上等于是白干，还不如抛荒，到城市里去打工。所以村子里大片的农田开始荒芜了，做农民没有活路了。

王一鸣听他们说着，自己的眼睛也湿润了，到了最后，实在是坚持不住，当着村民的面，放声大哭。村民们哭，他也哭，整个屋子里，哭声连天。他想不到，在改革开放的十几年后，农民们竟然过的是这样的日子。比改革开放前，压力更大，更艰苦。

回到城里，他连夜让市政府办公室写好材料，向省委、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上报。向他们详细汇报了基础的实际情况，并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他的意见和建议，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认可，并在内参上作过批示。此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进一步加强和重视农业、农村、农民生活的文件。减免各种乱收费，开始在部分地区，试行种粮补贴。这些文件和后来的一系列惠农政策，统称为“三农问题”的文件。

王一鸣也因为此事，和那些推动中国“三农工作”的学者和官员一起，被媒体视为对于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人。在此后几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他都是作为媒体的焦点人物，受到了媒体的青睐，作过非常精彩的言。

他出了风头，扩大了自己的知名度，但也因此带来了副作用，许多人开始妒忌他，最主要的是那些同僚，那些和他官差不多或者稍微大一点的官员，感受到王一鸣给自己带来不小的威胁和压力，怕王一鸣的官升得太快，反衬出自己的尸位素餐，于是就在背后造他的舆论，说他不成熟，不沉稳，爱表现自己，不懂得官场的潜规则。你自己为了出名，把所有的人都一棍子打死，好像是洪洞县里没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