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师显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电话策略的影响。在沈一一介绍了自己项目的具体情况后，对于有可能把自己研究的这种新面料用于自己想都没想过的领域，让他也是有些欣喜。纺织研究所的纺织面料主要应用的对象是服装。可是这种化纤面料如果用于服装，先的问题就是穿着可能不是很舒适，根本无法用于高档的服装。陈老师正在愁，这样一种花了钱申请了课题研究出来的面料，根本找不到应用对象，所以也在总结报告里没办法写应用前景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时候，听到沈一一说她这里可以用，那真是不下于雪中送炭的感觉啊。特别是听说沈一一可能用在一种会飞的伞上，再联想到沈一一的所在城市是沈阳。陈老师的自动联想就把这种面料的使用范围给联系到了国防上头了。

这个脑补让陈老师是欣喜万分啊。要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用在国防上，那自己的研究总结报告的社会效益还有经济效益不是就出来了吗？说不定自己申报的奖项还能往上再升一级呢。想通了这一点，陈老师明显比刚才一开始要热情了很多。沈一一甚至能从电话里听出陈老师的呼吸都有点急促了。

“那个，沈一一同志啊。这样吧，我的这些试织的尼龙－66的面料，如果你要用，我这边无偿给你们使用。但是如果你们用了觉得好的话，你们要给我出一个应用证明，我们报奖需要用的。”

“没问题。”沈一一真没把这个当成什么难事。不就是出个证明盖个章吗？最简单的就是让罗玉凤给办一个证明。她这样一个私人承包的工厂，什么单位章和财务章都在罗玉凤手里，盖个章还不简单。甚至沈一一还在想，如果最后这个动力伞制作成功的话，她是说能够让自己老爸用下来肯定她的贡献的话。看能不能让老爸的部队给出个证明。那证明力就更强了。

“陈老师。其实我们这边关注的是你的面料够不够。要知道我们的用量可是不少啊。”要知道一个伞的用料面积可能是100平方米之多啊。

陈老师却没当成一回事：“没问题，你放心啊。沈一一同志，只要你能够给我们提供应用实例。你要多少面料我就给你多少面料。你知道我们的炼化炉对这种化工材料有一个初始炼化量的。我们的炉子起板就是5吨。你想想看5吨的材料，我这儿要能织多少平方米的面料？所以你真的需要，我这儿就多给你织一些布就行了。”

这话一说，沈一一就一点后顾之忧都没有了。显然这个时候的上海纺织研究所，还是没有科研市场化啊。这位陈老师一点没有经济意识，完全是为了完成研究报告申报一个什么奖之类的，所以对于自己提出的用料要求才会不要求任何经济补偿，只要求一个应用证明。沈一一边感叹边鄙视自己，明明心里高兴得要死，还在担心这个陈老师的成果收益问题。其实以沈一一自己在后世的经验来说。完全市场化的科研在中国也不是理想的做法。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国家，本来研究水平就落后西方很多，要是每家单位都纯粹从自己的利益出，把研究上的一点点进步都看得重得不得了，对其他单位保密，或是要求很高的价格，反而阻挠了新技术的应用，或是造成很多重复投资或是研究，浪费了国家的科研经费。要知道我国科技的最大突破期恰恰是在高度计划的体制下举全国之力形成的。所以在科研上，计划体制和举国体制不见得不好。甚至沈一一认为科研人员就应该被国家养起来，不用为生计愁，只要一心研究就好了。商业推广的事情不应该由科研人员考虑，交给纯粹的商人就行了。

反而是市场经济下，科研人员也要考虑什么来钱快再研究什么，这才是造成后世中国的科学界整体浮躁加功利，并导致最耗时费力却又重要无比的基础科研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后世中国工业界最为人诟病的“心脏病”也就是动机的短板一直补不上，科研体制上的问题不是某些不懂装懂又爱事事表意见的所谓经济学家或是社会学者所批评的不够市场化，而恰恰是因为市场化下的充分竞争削弱了我们国家本来就不强大的研力量，增加了内耗。如果还是五六十年代的那种体制，说不定心脏病早就解决了。沈一一从来就不认为市场经济是万灵丹。可能在经济上市场经济有其积极的作用，但在科研上，特别是追赶西方的时候，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

当然，人在社会中不能要求社会适应自己，而只能是人来适应社会。所以沈一一也就是稍作感叹，马上就和陈老师在电话里敲定，等罗玉凤把样品带回，一旦力学和理化试验通过，沈阳这边立即电话通知上海，告知准备的用量，陈老师准备了就给过来。

双方互有需求，当然就会一拍即合。所以在沈一一的要求下，罗玉凤干脆在上海和纺织研究所签订了一个备忘录，专门把双方的共识给记录了下来。沈一一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这一要求，让陈老师更是感叹，原来沈阳这边做事还是很周全规范的，从而更坚定了支持她这个动力伞项目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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