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叶名琛和咸丰对形势的判断，完全错误。“亚罗号”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相巴麦尊勋爵，决计扩大战争。上院议员谴责在华官员擅用武力，结果以110：146票被否决。下院议员再提反对议案，以263：246票获得通过。巴麦尊立即解散下院并重新大选，结果巴麦尊获胜。1857年3月20日，英国政府派额尔金伯爵为特使，启动战争帷幕。英国还同时与法、美两国联络，筹划联合行动。

“亚罗号”事件生前的1856年2月，法国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县传教时，被当地官员处死，罪名是非法传教。法国记者伯纳?布利赛在其所著《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里说：马赖神甫遇害“这一事件，激怒了法国天主教徒。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也深感不安”。两广总督叶名琛对法国提出的道歉、赔偿等要求置之不理，“在巴黎引起愤慨”，法国遂与英国结盟。1857年4月，法国派葛罗男爵为特使，领兵东来。

、正在上海交涉“修约”的美国驻华全权委员伯驾，也于此时赶回香港，准备参与行动。但美国政府婉拒了英国出兵的要求，只答应在“修约”问题上与英、法保持一致，并委派列卫廉取代伯驾，成为正式的驻华公使。与1856年2月，法国“马神甫事件”几乎同时，俄国也本着利益“一体均沾”的原则，派普提雅廷为全权代表，要求与清廷缔结条约。普提雅廷在由恰克图等地入境被拒后，由海路抵天津，仍被拒绝后，遂南下上海、香港，参与英、法、美的行动。一个广州入城问题，怎么会演变成这样空前严重的危机呢？

乾隆二十二年，也就是1757年的时候，清朝下令闭关锁国，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的口岸。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只准和清朝官府指定的洋行做生意，这些洋行被称做“十三行”。官府通过洋行的行商与外国人打交道，外商则只能居住在指定的商馆里，不得随意外出行走，更不许进入内地。

外商要想找官府商谈贸易，只能由行商转递他们写的信。这些信函不能用“递”给某某，或“交”给谁谁这样的字眼，封皮上必须用“呈”这样恭敬的词汇。信的开头也不能用平等的语气，只能用“禀”即“禀报”、“禀示”这样下对上的语气。用乾隆的话讲，就是上国什么都不缺，不需要贸易，蛮夷小国没的东西活不了。开放贸易是对他们开恩，一直是居高临下的不平等姿态。

鸦片战争以后，广州、上海、福州等五口开放，清廷只通过“十三行”与外国商人打交道的法子，已经行不通了。1844年4月，道光皇帝调耆英为两广总督，由此开始了两广总督例兼管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的惯例。

中国历代朝廷都设立“理藩院”或“礼部”，对外的认识，只有“属国”和“敌国”。朝廷的对外关系就是，凡外来的都是“藩属之国”，只要按期纳贡称臣就可以了。与现代外交的平等观念，完全不合拍。设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之后，各国可以不再有和“理藩院”交往的不快，而外国人有事只能找两广总督交涉，使清朝皇帝仍然避免了与西方使节直接打交道的尴尬。但事情的展，很快超出了清廷控制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