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了一个小伙子，他是一个人骑车回家，问他为什么选择骑摩托车回家过年。小伙子说：“方便，火车票不好买。”

记者问：“你家是哪里的？”

小伙子说：“龙江市江左县的。”

记者问：“你要骑多久才能到家？”

小伙子说：“还不好说，走走歇歇，估计得三个白天。夜里我不走，路上都是大货车，灯光太刺眼，不安全。我不急，慢慢走，安全第一，累了我就找个旅店住下来，休息一夜，等天亮了再走。”

记者问：“你一个人还是有伴？”

小伙子一指旁边的几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说：“我们是十几个，一个车队，大家都是老乡，走在路上，相互有个照应。”

过了几天，还是这个栏目，报道了在西江省东城市外环路上，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一辆拉沙石的泥头车，在一个路口拐弯的时候，把一辆正常行驶的摩托车，卷在了车轮下，摩托车上的三个人，当场毙命。泥头车后面的两排车轮，从这辆倒下的摩托车上面碾过，三个人一个被从头部碾压，两个被从胸腹部碾压，现场的画面惨不忍睹。后来经交警查实，摩托车上的人是一家三口，夫妇两个都才三十多岁，在广东东莞的一家鞋厂打工，他们夫妇两个，带着一个八岁的男孩回家过年，从广东东莞骑摩托车，已经走了四百多公里的路程，眼看着马上就到家了，他们家是东城市郊区下面的一个乡镇的，离他们的出事的地方，只有区区十几公里路程了。

看了这个报道，王一鸣感同身受，止不住的眼泪就掉了下来。他想到，如果当初自己没有考上大学，说不定自己的命运就是这个样子的。改革开放几十年，我们的国家是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有钱人，他们可以和国外的富翁相比，一点也不逊色了，可以天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一掷千金，丝毫也不吝惜。

但是，在广大的农村，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这样一大批人，他们收入低，或者干脆没有固定的收入，靠捡破烂或者小偷小摸为生，得了病没有钱看，小病往往会拖成个大病，最后凄惨地离开这个世界。他们一天一天，挣扎在死亡线的边缘。

有的在外面打短工，那些又脏又累没有人干的活，他们干。为了挣钱糊口，他们下煤窑，挖矿山，在地下几百米的巷道内，每天和死神擦肩而过。他们过着奴隶一样的生活，说是当牛做马一点也不过分，网上有个笑话，调侃农民工的日子，说是一天一天，吃的比猪都差，干的比牛都累，活的连狗都不如。他们是新时代的“包身工”，是“芦柴棒”，是“卖火柴的小女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弱势群体。

他们无声无息地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又无声无息地从这个世界上离开，他们是天量财富的创造者，正是由于他们机器人一样的劳动，中国才成为了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他们辛勤的劳动，创造了城市的高楼大厦，霓虹闪烁，还有百货商店里那堆积如山、琳琅满目的商品，但是，他们又是命运的弃儿，他们微博的工资收入，不能够带来命运的根本改变，他们省吃俭用，一年的收入，竟然买不起城市里的一平方米楼房。他们只能像候鸟一样，辗转在城乡之间，直到年老了，再也干不动了，他们就回到属于自己的破败的乡村，在那里，度过残生。他们这个时候，已经是年老体衰，甚至是满身的伤痛，他们被城市所抛弃，无声无息地离开这个世界。

这就是中国几亿打工者今天共同的命运。

每每想到这一点，王一鸣就心如刀割，他困惑，他迷茫，他无奈，他在思考，怎么样才能走出这个迷局，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勤劳却不能致富。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贫穷的社会，怎么能够永远和谐？有一次在北京，和魏正东聊天的时候，他问魏正东：“正东兄，你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学者，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魏正东郑重其事地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问题，都是一天一天积累下来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一个没有长远规划，没有战略设计，没有细节考量的笼统的模糊性的表述，按照伟人的表述就是‘摸石头过河’。至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究竟要过什么样的河，河里有险滩或者暗礁怎么办？什么样的石头可以摸，什么样的石头不可以摸，摸不着石头怎么办？莽撞地硬过河溺死了怎么办？呛水了还过不过？对这些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几乎没有做过什么严谨的论。只是说‘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所以，中国就像一列按照惯性高速运转的火车，越开越快，速度第一，其他的都靠后。几十年下来，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到了今天，成了连环套，一个套着一个，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就带出来了。你看，农民工打工这一项，就牵涉着农民增收难，农村土地有限，人均不到一亩耕地，靠种庄稼连维持基本的生活都困难。不出去打工，根本揭不开锅，要看病吧，要买农药化肥吧，要应酬红白事吧，子女上学，老年人养老，都要靠出去打工挣钱。青壮年劳力出去了，村子里都是老弱病残的天下了。这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就出来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城市的房价太贵问题，农民工两口子的夫妻性生活问题，子女的教育问题，城市的卖淫嫖娼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甚至火车票问题，等等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来了，怎么解决？牵一而动全身，扯起葫芦连着瓢，你光解决一个问题，根本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都是治标不治本。”

王一鸣问：“那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糊里糊涂，让时间去解决吗？我们混日子，不用挥一点主观能动性？那还要我们这些官员干什么？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吗！”

魏正东说：“当然，在当前体制下，改变中国的面貌，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各级官员，因为他们是中国政策的制定者和具体的执行者，如今的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全方位的，单独靠一家或者几家公司，参与国际上的竞争，而没有国家政权强有力的支持，要想在世界竞争中占到便宜，几乎是不可能的。下一步当紧要做的事情是，我们一定要改变官员的展理念，不能光想着GDP的增长，只要数字好看，自己能出政绩，升官财就行了。让外国人在中国赚大钱，中国人打工赚小钱，老老实实，甘做西方国家的打工仔，辛苦一百年不动摇，这样的贱人思想是不行的，是对后代极其不负责任的。中国人一定要去除贱人思维，自信、自尊、自强，才是一个人正常的思维。”

王一鸣说：“老兄，你也知道，现在当官的也难啊！现在地方领导的责任，一个是展，一个是稳定。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还要坚持改革开放。哪一样做不好了，考核都过不了关，这都有考核的指标体系的。”

魏正东说：“我再强调一下，你说的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从字面意义上理解，都对，但是，我所认为的展，和你平常所理解的，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我所谓的‘展’，绝不是断子绝孙式的展，以牺牲中国的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满足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我所说的‘改革开放’，也不是像他们所说的，老老实实做一个国际上的‘包身工’，为西方垄断资本打工，长期被锁定在国际生产链的最低端。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和健康，满足达国家人民的物质需要，这样的展和改革开放，是没有良心的，是不讲道德的，也是得不到世界各国认同的，到时候就会成为整个世界谴责的对象。因为地球只有一个，我们没有权力糟蹋她。”

魏正东的那些话，引起了王一鸣深深的思索。所以他上任以来，就一直想为弱势群体做些事情，才有了今天刚上任不久，就到几个重点工程的建筑工地视察，和农民工聊天这件事。

看完了江城会展中心的工地，王一鸣在大家的陪同下，又视察了省博物馆、体育中心、规划展览馆工地。这些都是上一届省委领导杨春风和刘放明拍板决定修建的，整个项目总体投资三十多个亿，这些标志性工程建成后，将极大地改变江城市的城市面貌，提供一批举办大型活动的基础设施，让江城市从一个大城市向超大城市展，成为整个华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商贸业达的重要的商业中心，物流基地，金融、文化和政治中心。

晚上六点半，王一鸣在西江帝豪大酒店的会见大厅，会见了来西江省调研的国务院M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苏鹏飞一行。

苏鹏飞是西江省江城市下属的一个县——坡头县人，属于正宗的西江老乡，在京任职的西江籍的高级干部中，他属于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之一了。他早年在江城一中读书，当过两年的下乡知青，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中直机关，从科员做起，经过三十多年的仕途攀登，从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做到副司长、司长、副部长，五十四岁的时候，终于荣升正部级干部，做了M部的党组书记、副部长。

苏鹏飞这次回西江，阵容庞大，陪同他到西江省调研的，有M部的一个副部长，一个部党组成员兼办公厅主任，八个司长，六个副司长，再加上秘书，随行的工作人员，总共有二十二个人。他们是坐同一班飞机来西江的。

西江省委、省政府对苏鹏飞这次回西江，非常重视，省委书记王一鸣和代省长李耀，都亲自看了接待方案。

星期六下午四点十分，苏鹏飞一行到达江城机场，到机场迎接的有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郑天运，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秦书海。郑天运是代表省政府，秦书海是代表省委。

下午六点半，是王一鸣的会见。

代省长李耀的会见，被安排在第二天晚上。第一天的晚宴，是王一鸣主陪。第二天的晚宴，是李耀主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