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里的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更是气愤填膺，失去了理智，他们开始围攻那里的公安人员，烧毁了几辆警车，往县委、县政府投掷石块、砖头、啤酒瓶，砸伤了几十个武警战士。

消息惊动了新华社的记者，他们派出人，到村里仔细采访了村民，写了一篇大内参，表在直送国家领导人的《动态清样》上。当时的几个国家领导人都做了批示，抓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亲自过问这件事。

电话打给西江省的省长，省长一听，脑袋都大了，说不知道下面生了这件事。

省长把电话立即打给石卫东，说：“小石你们东城市出了一件大事，你知道吗？”

石卫东也说：“不知道。”

省长说：“你赶快了解一下，搞清楚，要向国务院汇报呢！”

石卫东于是打电话给县委书记纪健康，问：“你们这里有个村里死了五个人，重伤一个，你知道吗？”

纪健康说：“知道，是打架斗殴。”

石卫东说：“你赶快安排人写一个报告，我们要报告省委、省政府。”

报告经过层层上报，又回到国务院。

副总理一看，不对啊，不是属于农民负担过重啊，于是就觉得这里面有文章，地方政府和新华社对事情的看法有分歧，为了搞清情况，副总理拍板，派出调查组，调查真相。

国务院立即派出了调查组，亲自到西江省东城市，来调查当地的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他们根本就不经过省里和市里的政府部门，直接坐飞机就到了江城市，然后在国家安全部门的安排下，直接就坐车到了乡下，进村挨家挨户访问村民。

村民们一看这一次中央真来人了，青天大老爷终于到来了，于是肚子里压抑多年的委屈，一下子爆出来。

调查组来到张志清老父亲家，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年人一听是国务院调查组的人来了，顿时老泪纵横，在地上一跪不起，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不是有天大的委屈，谁会这个样子啊！这位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人说：“我是从解放前过来的人，这些年，我们农民的日子比解放前国民党那时候还困难，还委屈。那个时候，负担没有这么重，地方上没有这么坏的人。把人逼得简直是没有活路了，我儿子仅仅是替村民说了两句公道话，就被杀死了。你说，这还有天理吗！”

把调查组的人哭得也忍不住掉下来眼泪。通过走访附近的十几个村子调查，调查组形成了一个调查报告，就是在这个村子里，农民们如果光靠种地，根本没办法活下去。每一年的收入，还不够交各种税费、提留、摊派的。农民种地不仅赚不到钱，还赔钱。现在的生活水平不如解放初期，甚至还不如解放前国民党时期。况且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

这个报告震惊了中央领导，于是国务院下了一系列的文件，要求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废除名目繁多的摊派、提留。由中央财政拨款，对一些财政困难的国家级贫困县，进行转移支付，优先保证教师和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福利，杜绝他们再巧立名目向农民伸手。瞒报情况的县委书记纪健康和乡长、乡党委书记也受到了撤职处分。

石卫东就是从那个时候才明白，在落后地区的广大农村，农民们是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村霸是多么的猖狂，多么的狂妄。他们对整个社会的制度，对国家的稳定，让国民对政府、国家的认同感，构成了多么大的破坏。这种恶霸摧毁的不仅是古老乡村的生活习惯和道德规范，而且动摇了这个国家的基础，让村民们认为这个社会没有正义，恶人当道，坏人猖狂，好人却受欺负。所以不打击不行。不打击恶人，就不能保护好人。对于这一部分人，打击的难度还不大，只要县级公安机关敢于碰硬，就可以像割韭菜一样，打击一茬又一茬。

困难的是第二个层次的黑社会，他们已经成了企业家，成功的商人，甚至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了合法的企业，有了政治地位，有的人已经掌握了十分雄厚的经济实力，他们在各个方面都结识了不少有权力的官员，现在他们官商勾结，有些官员实际上已经成了黑社会的保护伞，这样，你打击这些黑社会团伙，就不可避免地要和一些体制内的官员生冲突，你在明处，他们在暗处，所以真正的危险是从这个方面出来的。

石卫东想了想，心里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他知道，在公安系统他只是个新兵，他在这个系统没有资源，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不像牛振海，经营多年，在这个系统根深蒂固，对每一个人几乎都知根知底。所以，现在就是打黑，他石卫东也还得依靠那些自己不熟悉，和自己没有多少渊源的人。这样的一批人能靠得住吗？石卫东可真是没有多少把握。

最难办的事情，就是打黑现在还不知道会不会牵出什么大鱼出来。要是大鱼足够大，大到连他石卫东都没有办法，那怎么办？不就下不来台了吗！打到什么程度？打到什么人为止？王一鸣都没有交待，现在看来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反正天塌了有王一鸣在上面顶着呢！

思考了半夜，终于下定决心，当大官的绝大部分都是急脾气，事情不过夜的。石卫东拿起床头的保密电话，拨通秘书姜春林的手机。

这个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了，姜春林正在梦乡里，突然被枕头边手机的铃声惊醒了。当秘书的手机都是二十四个小时开机，领导什么时候找你，都得第一时间找得到。

姜春林连忙接通，说：“老板，什么事？”

石卫东说：“小姜啊，是这样，你记着，明天下午三点在厅大会议室召开厅党委扩大会议，要求各个厅领导，党委委员，各个处的处长，总队一把手和二层单位的一把手，各个市的公安局长，必须参加会议，不允许请假，特殊情况要亲自向我本人请假。听清楚了吗？”

姜春林说：“清楚了，老板。”

“好，你马上通知值班室，连夜通知下去，下面市里的局长还要赶路呢！’

姜春林说：“好的，我这就打电话。”

第二天下午三点整，石卫东在几个副厅长、办公室主任、秘书的陪同下，走进了省公安厅位于办公楼四楼的大会议室。在主席台正中的位置上坐下，秘书姜春林放好他的茶杯和公文包，石卫东抬头向下面扫视了一眼，他看到，第一排坐着的都是各个市的公安局长和省厅几个总队的一把手。后面是厅机关和二层单位的一把手。估计有四十多个人。

石卫东目光扫视的时候，看到谁，那些局长、处长都会不由自主地冲他点点头，微笑一下，算是打了招呼。石卫东也还给他们一个微笑，不住地点着头。

会议由省公安厅副厅长熊镇强主持。在四个副厅长中，熊镇强排名第一，是实际上的常务副厅长。在厅机关，大家约定俗成，谁的排名仅次于厅长，谁就是常务副厅长。

熊镇强是老公安出身，在公安系统工作了三十多年，在江城市做过刑警、派出所副所长，所长，城中区公安局副局长、局长。江城市公安局副局长。后来被交流到临海市，做了五年的市公安局局长。四十六岁的时候，又回到省城，被任命为省公安厅的副厅长，经历了白志强、张铁成两任厅长后，终于熬成了常务副厅长。现在五十二岁，按他这个资历，想在公安厅当上厅长，是基本上没有那个可能了。因为这些年能当上省公安厅厅长的，都是在下面的市里担任过市委书记的人。现在组织上的用人，越来越讲究平衡。那些年龄大了的市委书记，提拔不了，就回到省城里当省直机关的一把手。在这些厅局机关里，公安厅显然是非常重要的角色，能到这里当上厅长的，都是省委书记的红人。

所以这些年，在省公安厅领导的安排上，出现了这样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一把手厅长可以不是内行，但几个副手一定要是内行，是典型的科班出身。这样，可以相应弥补一把手的不足。

石卫东以副省长的身份兼任省公安厅的厅长、党委书记，这更加凸显了公安厅在省直机关的特殊地位。其它的厅局机关一把手都是正厅级，唯有省公安厅厅长是副省级，这基本上就终结了几个副厅长按部就班接一把手的可能。在其它的厅局，副厅长还有升任正厅长的机会，但在公安厅，显然没有这个机会了。就像这个熊镇强，他根本没有担任厅长的机会了。泄气吗？肯定是有一点。不平衡吗？肯定也会有。但是，这就是官场上的现实，不是每个人上升的渠道都是通畅的，越是含金量高的岗位，越是竞争激烈。好在组织上都是挺善解人意的，在省公安厅当副厅长，随随便便，都可以做到正厅级。你虽然是副厅长，可以给你提拔到正厅级。享受正厅级的待遇，但是没有一把手的权力，有禄而没有位，这也是一种平衡。所以，现在熊镇强就是省公安厅的副厅长（正厅级）。

熊镇强看大家都坐好了，扭头征询了一下石卫东的意见，说：“可以开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