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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些天来报纸上的争论，戈文终于站出来表了自己的观点。

最新一期《文汇报》副刊的“文艺百家”栏目上登载了戈文的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并不是很多人所期待的那样是一篇新的散文，也不是针对这些天文艺界争论的“戈式散文”这个名头究竟合适不合适，这就是一篇很普通的随笔而已。

在所有文艺界作者和读者的注意力都聚集在戈文散文的定义上时，戈文却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到了更实际的地方。他在文章中写道：

所谓的名利之争，对于我对于读者来言是没有一点吸引力的，读者喜欢的只是那些让他们感动的散文，他们才不管什么戈式散文、李氏散文；而我所注意的却是自己的文章是否得到了读者们的喜爱，是否得到了读者们的认可，而“戈式散文”的名头能帮助我得到这一切吗？我看未必！

“戈式散文”听起来是很响亮的名头，可是这个名头对于我而言，能起到什么作用？我想得到读者的认可，依然要努力创作优秀的散文，依然要埋在浩瀚历史长河的故纸堆里，该下的功夫一样都不能少，该有担心一样仍然存在。读者不会因为他们看的是戈式散文就直接认可和喜欢我的文章，我依然要迎合读者的喜好，依然要严格要求自己的文章要有优美的文笔、深刻的哲理、充沛的感情。

我承认把我所写的散文称之为“戈式散文”是一种很高的褒奖，可是如此名誉对我来言，是一种很大的负担，目前小子我确实没有资格承担。其实我写的只是文化散文，更精确的说是历史文化散文，因为这种散文的理性和感性，这种散文更适合那些有着文学才华的学者或者是专家，从这个角度看，我所写的这种散文又可以叫做学者散文。

现在争论什么“戈式散文”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我之所以写这些散文。只是想抒自己的情感，只是想让读者们明白一些哲理，至于什么创新之类的说法，在写之前。却是从来没有想过的。

我知道，一篇文章在作者写完之后就已经不再属于作者，每一个读者都会从这篇文章中感受到不同的理解。一千个观众的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文艺创作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过我还是想让读者们能够真正的明白。我写这两篇散文的主题是什么，我希望大家能够接受的道理究竟是什么。

这是一场很热闹的情景喜剧，剧中的人物都有着他们自己的信念和思想，我无从辨别哪一方才是真理，哪一方才是正确的，可是我却现了这场戏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在舞台上卖力的演出，还有些人在后台默默的做着其他人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那个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决定要去敦煌研究院上班，决定要将自己的青春贡献给敦煌文化。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因为这个决定。这个毕业生将像那些敦煌文化研究者一样，在甘肃辽阔的沙漠中度过下半辈子，孤独、寂寞可能会陪伴他的一生。同样是因为这个决定，敦煌文化会因此而更加的灿烂，会有人去巩固那已经濒临倒塌的敦煌石窟，会有人去修补那已经破损的壁画、塑像，会有人研究敦煌文物的历史和艺术……

个人生命的价值在这一刻开始出绚烂的光芒，而祖国也因为有他的存在而昂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

戈文在文章中不仅仅将那个北京大学毕业生的事情写了下来，他还在文章中详细的介绍了敦煌文化的悠久历史，介绍了国内敦煌文化的研究历程。介绍了敦煌研究院的建立、展和贡献，还有敦煌研究院即将要行的杂志——《敦煌研究》，以及这些研究学者们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名誉，总之戈文就是向每一个读者灌输一个道理——如果把中国五千年灿烂文化比作一窜靓丽的珍珠的话。那敦煌文化就是这串珍珠里最大的一颗，而这些敦煌文化的研究者就是将这个珍珠上的灰尘擦拭的干干净净的人！

戈文的这篇文章一表，就让所有的争论戛然而止，不管是赞成“戈式散文”说法的评论家，还是反对“戈式散文”的评论家，所有的人在这篇文章面前停止了他们的争论。戈文的这篇文章就像是一口钟。上课铃声响了，每一个人就必须都安安静静的开始听老师讲课。套用戈文文章里的话说就是——哪怕我的散文最后仍然会被定义上“戈式散文”这样的名头，但我要说这不是现在。所以让我们把这个问题搁置上十年，十年之后，如果公众觉得这样的散文就是戈式散文，那它就真的是戈式散文！如果公众认为它只是题材特殊的文化散文，那么“戈式散文”的说法我们就放弃吧！就让时间来做这个公证人！

同样因为戈文的这篇文章，敦煌研究院开始出现在公众的眼前，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给中国带来了相当大的名誉，但是一直都潜藏在阴影里，大多数公众并不知道也并不了解他们，对于他们所作出的努力，公众大多也不清楚，可是当看到戈文的这篇文章以后，所有人都恍然大悟，原来还有这么一批人默默地为中国争取到了这么大的荣誉！他们是中国的英雄，而英雄是不应该被埋没在荒野里的，他们应该受到所有人的崇敬爱戴，他们应该是明星才对，这样才能对得起他们的付出。

于是敦煌研究院、敦煌文化的研究人员们开始成为公众眼中的焦点，各种故事各种报道开始层出不群，而敦煌研究院打算在10月行的新杂志，此刻也接到了相当多的订单。很多热心的读者开始联系敦煌研究院，他们想要订阅这份敦煌杂志，一方面他们想要更多的了解敦煌文化，另一方面他们想要通过这种手段来支持这些默默的从事着研究工作的学者专家们。

公众的注意力因为戈文的这篇文章而引去了敦煌，而戈文却依然开始继续自己的创作。这份工作并不好做，虽然戈文前世看过《达芬奇密码》的汉语版，可是真要是用英语写作的话，那难度还是相当的大的。一方面戈文不可能完全按照前世看过的那个故事来写，因为前世出版的很多关于反驳《达芬奇密码》的书籍中。披露了很多丹布朗那本《达芬奇密码》中的情节漏洞和神学冲突。既然自己要写的话，那那些很明显的漏洞自然要弥补起来；另一方面，虽然现在自己对英文的阅读和听说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那些英语语法以及那些宗教术语名词和隐喻等英文还是需要他查阅或者说是研究。

这一天下午。戈文安静的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这和他之前创作《达芬奇密码》的繁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目光死死地盯在桌上的某处。在那里摊开着几页信纸，信纸边上还有着一个拆开的信封。

如果我们凑到跟前的话，就会现这个拆开的信封是已经用过的。邮票上的邮戳清晰的可以看到甘肃兰州市，收件人的地址是上海市《收获》编辑部戈文同志收，而那个填着寄信人地址的地方则写着一个让人意外的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读者文摘》编辑部敬上。

不错，这封信正是《读者文摘》编辑部寄过来的，更准确的说，这封信是《读者文摘》编辑部给戈文的约稿信，是中午戈文去《收获》编辑部替巴金领取资料时，李煜递给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