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兄,我回来那天也没来得及了解一下学校情况,从5月份我去美国到学校放假,这期间学校没出什么问题吧?”席间,赵振中向刘铨法了解情况。
听了赵振中的问话,刘铨法停下筷子,颇有感叹的说道:“以前隋兄经常说振中眼光不凡,这次我可是亲身体会了。”
“你是5月16号乘船去美国的,就在你走后不久,5月18号,在青岛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枪杀中国工人8名。消息传出来后,我就知道恐怕难以再阻拦学生们上街了。于是,根据事先你和我说好的安排,通知全校自5月20号开始提前放假,并要求全校师生在5天之内全部离校。当然,用的是月初就对大家公开的‘学校要整修学生宿舍,兴建新校舍’的名义。同时,也对学生布置了功课作业,并对大家说明9月份开学后就要考试,希望他们能在假期里安心复习功课。”
“就在学生们离校不久,更大规模的罢工和冲突生了。5月25日,因胶澳警察厅厅长陈韬带领保安队解散纱厂工会不果,日本厂主又宣布停电停产,致使纱厂工会下令开展第二次同盟大罢工。”
“5月27日,在日本政府调派军舰奔赴青岛并开炮恫吓的情况下,胶澳商埠督办温树德急电张宗昌。而当时刚当上山东督办不久的张宗昌,为了讨好日本人并趁机控制青岛,竟电复说‘有必要即可开枪’,同时又调张树勋旅东进。”
“温树德为了保住青岛这块地盘,讨好张宗昌和日本人,在收到张宗昌电令后便安排武力镇压工人罢工。就在5月29日凌晨,将近3000名军警进入纱厂驱散罢工工人。工人们据厂不撤,温树德竟下令开枪。在厂内居住的日本人也在楼上开枪乱射。冲进厂内的军警更是到处追杀工人。当日工人被杀者8人,重伤17人。躲在厂内的童工和女工,逃到棉花包中、趴在地沟里被搜出枪杀或窒息者不知确数。”
“这次罢工被镇压下去后,6月10日工厂重新开工。可日方对工人的盘剥更是变本加厉。7月22日,大康纱厂一12岁的李姓童工又无故被日本人打成重伤,昏迷不醒。工人们向厂方提出了一些要求,可日本人竟置若罔闻。大康纱厂工人随即罢工,而其他几个纱厂闻讯响应,开始了第三次大罢工。”
“日方要求张宗昌再次镇压,而张也甘心效力。于7月25日亲自从济南赶到青岛。在当晚为张洗尘的宴会上,日本厂主和青岛亲日的一些绅商竟当场奉上30万大洋作为‘助饷’,要求张宗昌尽快镇压罢工。张宗昌便命令其手下尹德山于26日指挥大队军警,对三家日本纱厂和工人宿舍,封锁交通,大肆搜捕。两天内共捕去共产党、国民党、工人、学生、爱国人士数十名,被通缉者上百名,惊惧逃亡者600余人,挨打受辱者不计,财物损失无算。全市戒严,一片恐怖。第三次大罢工又被镇压下去。”
诉说完这些事情后,刘铨法又感慨地说道:“要不是我们以兴建校舍,修整学生宿舍的名义把青岛大学300多师生提前放假,这前后两次的镇压中受伤害的人中肯定也少不了我们学校的学生。”
“只要学校和学生不出问题就好。”赵振中长叹了口气,说道:“我们现在没能力管其他的事情,在这样一个乱世,能把手中的事情尽心尽力的做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那就不错了。那现在学校的校舍建造情况怎样?在9月份开学后能投入使用吗?”
“新建校舍都是4层的楼房,采用水泥混凝土预制板建造,速度也快。从5月初开始建造,到现在已经全部完成了主体工程,并进入内部整修。预计到9月初能够全部完工,不影响开学使用。”
“只要不影响开学使用就好。”
随即,赵振中又转头问隋石卿:“隋老哥这次没受什么冲击吧?”
“隋兄在这段时间的风波中,倒是博了一个好名声,不过,也让那位张督办有些不满意。”刘铨法在一边插话道。
“我倒使宁愿不要那个什么好名声。”隋石卿苦笑着摇头说道:“都说兔死狐悲,我现在也算是深有感触啊。”
“我和胡信之两人间的恩怨振中也应该听说过一些。民国元年,我在基督教青年会听了到青岛来的孙中山的讲话,也产生了实业救国的抱负。随后更是捐资支持同盟会在山东创办的《晨钟杂志》在青岛开设分社。后来我见青岛当时的三种中文报纸,没有一种是为老百姓说话的,就萌了自己创办报纸的念头。在1923年,我独资兴办了《青岛晨报》并自任社长,聘胡信之为总编辑。我知道胡信之是南方孙党成员,也希望他能通过这份报纸为开启民智,提高民生出点心力。哪知道他竟在报纸上宣扬革命思想,宣称要推翻北洋政府。这和我的初衷相违背,我便同他理论。结果我们之间因争论而产生口角,他斥责我不思进取,是保守派、顽固派,也要打倒。我当时也斥责他不切实际、昏了头。后来,因为报纸宣扬激进思想,被当局在1924年被查封,我也受到警告。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和胡信之之间产生了不小的矛盾。”
“其后,胡信之自己于1924年9月创办了《青岛公民报》。也时常在报纸上表一些讽刺我这个青岛商会会长的文章,直到我在振中提醒下连续在商会内布提倡国货的声明后,才在报纸上称赞了我几声。”
“这次,胡信之因为在报纸上赞扬工人运动,揭露日本人和张宗昌勾结起来镇压工人的罪行,同时得罪了双方。张宗昌在7月下旬来青岛后更是下令把他抓起来枪毙。”
“7月26号被抓,29号他就在团岛被枪毙,而我得到消息时已经是30号了。听到胡信之被杀的消息,我当时真的是心有戚戚,有种兔死狐悲的感觉,一个曾经和我产生不小纠葛的人就这样去了。”
“后来,我便出面为胡信之收敛遗体,操办了后事,并资助他的家人返回东北老家。因为这,青岛一些好事的人便宣扬我仗义、不计前嫌、以德报怨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