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名并没有要求李来亨立刻拿出合作方案，而是让对方去思考对策，他同样需要时间考虑自己的方案。

但李来亨几天都没有想好条款，最后李来亨就把手中的工作交给副将，和邓名一起乘船前往夷陵。因为这件事同样关系到刘体纯的利益，三个人在夷陵举行了第一次谈判，尝试把他们的联盟变得更加稳固。

邓名拿出的条件就是新成立的委员会可以对长江贸易查帐，之前他就把崇明岛的查帐权交给了蒋国柱。既然为了达成协议能把这个权利交给满清的高官，邓名就不打算为此和明军同盟斤斤计较。

“如果两位将军不知道成都能够从长江贸易中收益多少，或许就不知道失去它对我们的打击有多大。”邓名说道。内耗其实也是一种博弈平衡，成员都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只是他们的选择对整体有害，结果就是整体被吃垮，成员最后连本代利地吐了出去；不过这个平衡并不会因为某个成员舍己为人而发生改变，只要有一个成员不放弃利己的策略，其他成员做出的努力就会白费。

“委员会可以查成都的帐，也可以查两位将军的税收账本。”邓名希望靠这个委员会进行沟通，让大家不要无限试探其他人的底线。

“但这样还是会担心别人造假吧？”李来亨这几天深思熟虑，拿出一个意见：“要不这样，我以去年的税收为基准，不经邓提督同意就不加税，但提督提供给我一笔军饷做补偿。”说到这里李来亨看了刘体纯一眼：“可以先在我的领地上执行，刘将军不必和我一样。”

现在虁东军中，和邓名关系最好的就是袁宗第、刘体纯和李来亨这三个人，汉水流域的两位将军要差上一点。不过即使如此，刘体纯和李来亨对邓名依然有戒心，李来亨的这个提议已经表现出巨大的诚意，把本来完全属于他的征税权出让了一部分给邓名。

“不知道李将军要多少军饷？”邓名当然喜出望外。

李来亨也不知道贸易量有多大，就说了一个十万两的数字，邓名没有一口答应下来，而是表示等他检查过账册，对长江贸易量心里有数后再确定。

刘体纯也同意接受邓名一定的赔偿，不提高税收，把各户的税赋锁死在去年的基准上。这套解决方案只是暂缓了矛盾的爆发，因为它太僵硬了，明军或许在刚刚签订条款的时候认真执行，但不可能连续几年对真正的开垦都视而不见；万一遇到灾害或丰收也无法调整。一旦出现变更，就会有机可乘，而增加一点税收对将领和手下有利。

为了维持自己的信用以便继续通过贸易获得收益，邓名可以向刘体纯和李来亨提供补偿，不过即使他提供了这种补偿，也无法保证另外两个人不偷偷地多收一点税；或是猜测别人在偷偷多收税；或是怀疑邓名的分配比例不合理。任何一种情况都会导致协约失效，没人能无限退让，也没有人能准确地知道别人的底线，而在无意跨过时，明军内部的统一战争就要开始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协议还是能拖延矛盾的爆发，避免明军将领立刻面对三输局面和统一战争二选一的困境——现在满清占据天下的十分之九，在满清虎视眈眈的情况下，统一战争肯定导致三输。

委员会的成员由三家共同指派，原则上大家都同意把所有纠纷都放在委员会里解决，如果有矛盾也不互相指责，而是等待委员会的审核检查。李来亨和刘体纯都认为这样很完美了，再次巩固了抗清同盟的关系，消除了彼此间的矛盾，但邓名却感觉未必够。

“委员会是我们三个人任命的，如果到时候我们的使者都固执己见，坚持不肯退让怎么办？”说到底这只是一个沟通机构，而在税收的问题上，很可能李来亨和刘体纯联合起来对付邓名，虽然要求不合理，但是能够在争论中占据上风；邓名也可能与李来亨或是与刘体纯中的一个人联合，因为共同利益而让不合理的要求得到通过。一旦这个沟通机构失去作用，那么内耗就会失去控制，明军就重新面对自杀方式二选一的局面。

简而言之，这个委员会是完全靠明军军阀的道德和大局观来维持的，并且无时无刻都在伤害着他们的独裁权力。而邓名认为无论是道德还是大局观都是靠不住的，就算他本人、刘体纯和李来亨都能够在蜜月期控制自己，其他人怎么办？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减少内耗的方法，那么将来委员会说不定还要对郝摇旗、贺珍发动统一战争，总不能指望全部的明军将领都拥有自我牺牲的大局观和高尚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