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虞新河熟读古籍，颇通医理。他和虞新民顾不上教训两个顽童，而是半夜里爬到老榆树上抓回一小堆洋辣子，小心地用手指指腹翻开其肚皮，用其体内液体涂抹两个女人的腚上、大腿上。直到第二天下午，两人才恢复正常。

搞清原委后，虞新河、虞新民兄弟俩忍不住哈哈大笑，佘文芳、佘文秀姐妹俩则羞愤不已，恨得牙根痒痒，又哭笑不得，几乎要暴走。

恶作剧的代价是，两个同为五岁的顽童，被自己的母亲摁住一顿暴打，屁股红肿了好几天。其实，因恶作剧而被母亲拾掇，在他们的童年历史上，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就从未停止过。

虞新河有三儿两女，大儿子虞松东已经当兵去了，大儿媳是大队妇联主任，负责全大队计划生育，已经分家另过。二儿子在上学，三儿子就是虞松远。大女儿当民办老师，后来随军到福建。小女儿比虞松远还要小四五岁，是老两口最宠爱的老巴子。

三个儿子中，虞新河最喜欢、也最让他操心的，就是这个小儿子。都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到六七岁时，虞新河、虞新民兄弟俩，已经隐隐感觉到，顽童虞松远顽劣中已经透出丝丝不同凡响的味道。

虞松远七岁的时候，虞家村大队第六小队来了两户从苏南来的下放户，且都戴着“帽子”。早在两户人家来之前，虞新河听说两家都是从苏南来的，便让虞新民在虞氏宗祠和虞氏老宅的地基上，给他们建房子。

“不行，坚决不行！”政治队长周昆一听，跑到虞新河家里找到虞新民，坚决表示反对。

虞新民是六小队生产队长，运动归政治队长管，给下放户建房子可是归生产队长管。于是，他反问道：“两幢房子而已，怎么就坚决不行？”

“这两户，一户是现行反革命家属，一户是‘黑五类’，都是专政对象。他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教育改造的，房子建在这么好的地方，难道你是要优待他们？”周昆慷慨陈词。

虞新河递给周昆一支烟，“这是两码事，房子建在哪和教育改造不搭干。他们是从我们虞氏祖先的故地来的，生活上给予一点关照，是人之常情！”

虞新河都说话了，周昆虽然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也只好嘴上同意了。

虞新河兄弟俩和佘文芳姐妹俩，在十里八乡威望颇高。他们成名于抗日战争时期，是著名的抗日英雄，在灌河两岸威名赫赫，无人不晓。在虞家村，虞新河是族长，虞新民是六小队生产队长，他们德高望重，无人能挑战这种岁月积淀起来的权威。

虞氏兄弟还未见人，就出手相助这两个下放户，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虞氏宗族的祖籍也在苏南，他们的根也在吴中。他们对从祖先的故地苏南下放而来的下放户们，心理上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身为豪门望族的虞氏祖先，为何要从苏南鱼米之乡、富庶之地，迁入蛮荒凄凉的苏北苇荡草滩上，这不是疑案而是历史真实。它源于明朝初年，那场历时一百余年的人口大迁徙，也就是明初著名的“红巾赶散”（或“红蝇赶散”）事件。

大明洪武初年，开国皇帝朱元璋下旨疏散江南人口。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初定天下的朱明王朝，开始迁徙苏、松、杭、嘉、湖诸府富绅4000余户，至临濠垦田。强制迁移江南富商大户14万户，到凤阳府安置。

在此后的一百余年间，明王朝又陆续将江南各地的富户举家、举族迁徙到苏北各地。据史学家估计，祖籍江南的富绅大户，累计约有45万人，从吴中各地“奉旨”到苏州城西北的阊门集合，然后在官军的押送下，乘舟远行，迁徙到位于苏北的扬州府境和淮安府境安置。

这场历时百年、规模空前的人口大迁徙，史称“洪武赶散”或“红巾赶散”。

祖居苏州句容的江南望族虞氏一脉，其首字辈共五十八个兄弟，正是在洪武初年这场惨绝人寰的人口大迁徙中，率全家数百口从苏州的阊门出发，在官军的押解下，走水路来到当时是漫漫盐碱地和一片无边芦苇荒滩的苏北，煮盐捕鱼，插草为标，垦荒建埠，繁衍生息，人丁逐渐兴旺起来。

虞氏“五十八首”定居苏北后，在其后的数百年里，历经明、清两朝及民国期间的大混乱，其分支又多次迁徙，到新中国成立时，苏北虞氏子孙已经遍布全国各地。

到虞松远父亲虞新河这辈时，因数十年战乱频仍，曾经高大威严的苏北虞氏宗祠，早已湮灭于战火销烟中。留在苏北祖籍的也仅剩数万人，分布在以虞家村为中心的若干自然村中。

虞松远从未见过自己的爷爷奶奶、舅爹舅奶（苏北方言，外公外婆），更不用说享受来自他们的疼爱。父亲和小爷从来对自己的家世讳莫如深，虞松远年龄稍大后，只能从村里的老人们口中，打探得一星半点自己曾经辉煌的家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