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井英一当然知道，井上公馆的主人井上日昭，除了在手下的六十多个Lang人外，在新亚酒店的三楼，还有一个被称为“黄门”的汉奸江湖组织，这个组织的头目就是臭名昭著的黄文清。

早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第一次淞沪会战期间，黄文清就组织了闸北地方居民维持会，趁战乱之际为非作歹，荼毒人民。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他在鬼子的庇护下潜逃到了大连。

“八.一三”第二次淞沪之战爆发后，黄文清重返上海，本来准备在伪上海大道政府中某个一官半职，却遭到其它汉奸的排斥，只得投在井上日昭的门下，组建了“黄门”这个武装特务组织。

黄文清正式开香堂的门徒有100多人，门徒的门徒尚不计算在内。这些人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淞沪会战后，由于上海租界处在英、法、美等国的控制之下，鬼子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在租界捕人杀人，而井上公馆的Lang人在淞沪会战前后的罪恶表现，已经达到了人神共愤的程度，于是井上日昭便指使黄门在租界搞各种破坏活动，充当鬼子的耳目和打手。

黄门的成员在井上日昭的指使下，经常化装潜入租界，调查租界中抗日进步人士的活动情况，凡发现抗日进步人士，轻则写信警告恫吓，重则绑架暗杀。当时租界中的《大陆报》编辑张似旭、《社会晚报》主编蔡钓徒等，就是被黄门门徒杀害的。

他们杀人之后，还将被害者的头颅割下，悬挂于法租界巡捕房对面的电线杆上，并在头颅上贴一白条，上写“抗日分子结果”，借以对上海租界新闻界进行恐怖威胁。

同时，他们还在挂洋旗的《文汇报》社和《华美晚报》社投掷炸弹，制造恐怖事件，包括进步艺人周信芳在上演爱国京剧时，多次受到他们的威胁警告，并收到装有子弹的恐吓信。

中国银行同孚路分行被大批暴徒捣毁等一系列恐怖事件，均系黄门所为。

不管是在租界还是华界，只要井上公馆的Lang人不便出面的事，井上日昭都会派黄文清的黄门去干，他们经常开着小汽车闯进租界，绑架抗日进步人士甚至是“不听话”的日侨日商，押回新亚酒店继续严刑拷打，有的被暗杀后，连尸体都遭到吱解。

有的即使花重金赎回的人，非残即伤，一时间，新亚酒店成了井上公馆的杀人魔窟。

淞沪会战前，为了窃取中国军队的情况，以及实施各种破坏活动，井上公馆有着充足的经费来源他们可以在鬼子军部及总领馆不受限制地领取经费之外。从而使得井上日昭养成挥金如土的习惯，对有求于他的手下人毫不吝啬，不论是他手下的Lang人们，还是被收买利用的汉奸爪牙，也就个个都乐意为他卖命。

而淞沪会战，尤其是南京沦陷后，上海的情报的工作降到了次要位置，同时包括大道政府等伪机构的建立，鬼子对井上公馆的活动经费有所控制，正是因为如此，敲诈勒索成了目前井上公馆最大的经费来源。

对于乔扮成商人的田中之死，南造云子怀疑到有可能是井上公馆领导下的黄门所为，并且嫁祸于斧头帮的推断，也就不由得岩井英一不信。

随着鬼子侵华战争的不断深入，以及沦陷区各地伪政权的成立，东京大本营正准备侵华派遣军司令部及伪维新政府由上海迁往南京，井上公馆存在的必要已经被质疑，岩井英一也得到在适当的时候，准备取缔井上公馆的消息，但目前还在考证阶段，岩井英一也不想去得罪井上日昭。

岩井英一一边例行公事地向租界工部局提出抗议，强烈要求租界当局保护在租界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希望巡捕房早日破案缉拿凶手。

另一边，他以田中在租界被斧头帮余孽误作商人图财害命为题，向鬼子第十三师团通报了案情，因为发现重要文件均为丢失，鬼子第十三师团也就做了淡化处理。

最后，他又把田中的死，与对井上公馆的质疑写成报告，直接发回东京大本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直接促使东京大本营下决心尽快撤销井上公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