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留学四年，学法政。”

“洋人真的那么可怕吗？”

“可怕？”

“我是说为什么大家都怕洋人？”

“这是民族自信心不足的表现。清朝前期极端自傲，清朝末期又极端自卑，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到了民国还是这样。”

“民国共和了，为什么还是这样？”

“改变制度不难，改变业已形成的文化心理很难。”

卢惠文轻轻点头：“是啊。”

“我在美国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的落后，中国最需要的是思想启蒙和宪政改革，所以我应该回来战斗。”

“怎么战斗？”她专注地看着他。

王正觉看了一眼她手里的那本《欧洲政治思想史》，说：“回来后我发现，我们还没有机会去谈论孟德斯鸠、狄德罗，中国还没有实现宪政的社会基础。当务之急还是进行思想启蒙。你的婚姻遭遇只是我们民族苦难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要改变这一切还需要唤起更多的民众。”

卢惠文深深地点点头。世界原来很大，生活原来很小。她把手里的那本书卷了起来，原来打算问的书上的问题也不想问了，另外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你信命吗？”

王先生看了她一眼，抿嘴一笑：“命，每个人都不同，我就是忙碌命，不信不行。但关键是，这个命看你怎么去运。命是车，运是路。运得好，你的命运就改变了。”

一阵清风吹到了脸上，卢惠文一阵沉思，又轻声问道：“王先生，你说我的命该怎样运才能改变呢？”

“看来你不是一个认命的人。”王先生笑了一下，看着窗外飘落的梧桐叶，“我们生在一个动乱的年代，个人的命运已经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分不开了。”

窗外的阳光照在桌子上，桌上有一本书，是《三民主义》。卢惠文拿起了那本书：“您讲的党义课只讲三民主义，不讲国民党的现实政策，和其他老师讲的不一样。”

“国民党的现实政策和三民主义本来就分道扬镳了，还有什么好讲的。”

卢惠文又问：“你不按大纲讲，学校同意吗？”

“这又不是正经课，学校才懒得管呢。”

“那为什么还要上呢？”

“我不答应这门课，教务长就要介绍我加入国民党。”王正觉苦笑了一下。

“那——您说国民党和**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王正觉笑了笑：“你的问题是挺多的。”随后又敛起笑容，“以前我们参加革命的时候，觉得国民党和**都是革命党，区别只在于国民党要温和一些，**要彻底一些。但现在不一样了，他们的差别越来越大，已经水火不容。”他转过脸来，“《三民主义》你已经读过，你还应该再读一些从另一个角度看世界的书。”

“另一个角度？”

“是的，五权宪法已经被蒋介石玩成了空壳，中国的未来还得另辟蹊径。”

“是啊，孙中山先生在西方的三权分立制上搞出了五权宪法，很有创意。但是，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集权的社会。西方的理论到了中国是不是有点水土不服？”

“你很会动脑筋。”王正觉笑笑，躬身从床下拉出一个破旧的箱子，打开来，拿出一本书，说：“这是禁了的书，看的时候小心一点。上个学期警察到学生宿舍搜过被禁的书，还带走了两个学生。”

“我会小心的。我看禁的书都在校外看，不让同宿舍的人知道。”

他点点头：“那好。多读一些，你会看得更透彻，你会知道个人的命运应该怎样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

卢惠文接过来看，是《新青年》杂志，有些兴奋：“我听说过这本杂志，就是没看过。禁的书，越禁越神秘，想看的人越多。易如潇就借给我看过鲁迅的书，也是禁了的书。他的《呐喊》、《彷徨》写得太深刻了，太解气了！这本书我会小心的，谢谢王先生。”

窗外传来一阵轻轻的歌声，是英语歌，卢惠文被那浑厚的声音吸引住了。王先生站在窗边笑道：“是易如潇，经常在林子里练声。”

“他唱的什么？”

“唱的是歌剧《卡门》。他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啊！”

卢惠文用报纸包好书，双手捧在怀里，走出门去，竖着耳朵听着。那个悠长的声音就在前面的树林里，比鸟鸣还入耳，不要打扰它，直到它慢慢地飘渺起来，小了下去。

她独自走出校门，走了十来分钟，到了黄浦江口。向北看，浩淼的长江口帆船点点，向东看，无垠的东海水天一色。这里有更高的天，更大的风，身边是广袤的田野滩涂，空寂无人。这里是读禁的书的好地方……

卢惠文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新鲜空气，吸取新思想的营养。后来她又到王先生那里借了一些禁的书来看，如《**ABC》、《**宣言》。混沌的世界开始清晰起来：社会的黑暗原来是这样产生的，而且比她看到的还要黑暗而顽固，中国的希望原来在于学习苏联……

顺心的日子总是很短。1932年1月28日晚上，日军突然攻击驻上海的**第十九路军，炮火映红了北边的半个天空，炮弹像雨点一样从海上飞过来，落在所有的民房和车站码头上，整个吴淞镇几成火海。

中国公学刚放寒假，只有少量师生留在校园。卢惠文无处可去，也留校读书。这天夜里，她被隆隆炮声惊醒，赶紧穿衣下床，看见窗外闪着火光，一些同学发出阵阵尖叫。炮声越来越密，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她跑出宿舍，见到十几个同学和老师，惊慌喊叫：“快跑！日本人打来了！”她的心崩崩狂跳，跟着众人逃离校园，一路往南跑。路上碰到无数逃难的人，哭爹喊娘，乱成一团。难民们跌跌撞撞地挤满了马路、铁路，一些人被挤进了农田，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她也没命地往南奔，走一阵，跑一阵，快天亮时走到了上海城里，终于听不到炮声了。

卢惠文实在跑不动了，坐在黄浦江边歇息，看着江水发呆。公学的几十个人已各自走散，自找门路。衣服沾满泥土，肚子咕咕直叫，口袋里只有一些零钱，大部分衣物钱财都没带出来。她在江边踯躅了一会儿，走到了外滩。几艘轮船在江上慢慢开着，有些挂着米字旗、太阳旗、星条旗，偶尔鸣一下笛。许多黄包车在街上来回穿梭，拉车的人衣衫破旧，坐车的人衣着光鲜。路旁的一栋栋西洋建筑，风格各异，气派繁华。

前面过来一高一矮两个警察，各拿一根警棍在街边游荡，见了乞丐，一阵呵斥；见了拉客的站街女，一脸馋笑；见了高鼻子的洋人，点头哈腰；见了穿西服的中国人，侧身让路。卢惠文蔑视这种势利眼，挺着胸旁若无人地从他们身边走过。洋人，为什么在中国就要高人一等？百姓怕，官府也怕？

数着门牌号，终于找到了姐夫的商行。她没有来过，但记得地址。一个伙计到后院叫来了大姐。五六年不见，大姐更加丰腴红润。大姐看见突然出现的妹妹，吓了一跳，把她带到后院。院子很小，有两个孩子在玩耍。姐妹叙旧，抛珠滚玉。大姐听着她的遭遇，跟着落泪，腾了一间阁楼让她住下。晚上，姐夫回来了。大姐找姐夫要了一张银票，放在妹妹手里，又把自己的衣服送了一些给她。

姐夫穿着西装，挺着肚子，叼着雪茄，对卢惠文点点头，对大姐的话哼哼应着，也不多说。后来姐夫接了一个电话，叽里呱啦说了一通洋话，然后理了理领带，拎上包出去了。

看着大姐的四个孩子，大的在屋里读书，小的在院子里玩，她想起了自己的四个孩子——女儿在哥哥家不会受气，不会受封建家庭的压迫，但她会想妈妈的，她一定哭得像泪人一样；三个儿子不用操心，留在哥哥家还是回到吉家都不会受罪。路途遥远，花费不少，一切只有忍耐。等到女儿成人时，大概新世界的阳光已经照到了老家，包办婚姻已经消亡，民主和自由已经来到了这个苦难的国度……

随后的日子里，街上的人越来越多，上海人不管有钱没钱都往租界里挤，躲避着说不定哪天就会落下来的日军炮弹。足足等了一个多月，北面的炮声才停下来。她和几个同学返回校园，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整个校园已是一片瓦砾，所有房子全部倒塌，已无一间可用，宿舍里的家具冒着黑烟，残破的桌椅似在哭泣，烧焦的树干像一个个黑色的幽灵。卢惠文的宿舍已经找不到了。其状之惨，见者无不痛哭，闻者莫不痛惜。

悲愤在上海滩漫延，把她的胸腔塞满了。不久，她在报上看到了中国公学的开学公告，便辞别大姐去报到。临别时，她劝大姐读一点书报，可大姐不以为然，好像已经满足了现有的生活。

学校在法国租界租了栋房子，继续维持。临时校舍没有了红楼、树林、小路、操场，只有红瓦褐墙的洋楼，像铅笔尖一样高耸的房顶，像鸽子笼一样拥挤的房间，每天听着有轨电车咣当咣当响。开学时，学生人数少了一半。

中国公学办的都是文科专业，所需设备不多，课程逐步恢复。公学的学生社团本来就活跃，现在规模最大的当属新成立的抗日救国会。救国会人数多，分成几个组，卢惠文参加了宣传组。

这是一个星期天，一间临时教室里有了十几个学生，屋子就快坐满了。这些学生年龄相差很大，小的十六七岁，大的三十来岁，各个专业各个年级的都有。卢惠文二十八岁了，在这群学生中年龄最大，举止端庄，宛若二十出头的少妇，而不像四个孩子的母亲。午后的阳光照进窗来，映在众人脸上身上，映着卢惠文的学生裙、仰望的脸。

那首老校歌被人抄在了墙上，她默默读着：“众学生，勿彷徨。以尔身，为太阳，照尔祖国以尔光，尔一身，先自强。修道德，为坚垒；求知识，为快枪。众学生，勿彷徨。尔能处之地位是大战场。尔祖父，思羲黄，尔仇敌，环尔旁。欲救尔祖国亡，尔先自强！”写得真好，让人浑身有劲。

她正想着，门开了，王正觉走了进来。他戴一副眼镜，和许多留过洋的先生一样西装革履，步履潇洒。组长易如潇起身请王先生坐下。

王正觉落座，含笑环视屋里的十几个人，看着卢惠文手里的书，说：“我想先听同学们介绍一下，你们最近读了些什么好文章？”

一个姓林的男生年龄最小，个子也小，人称小林子。他立刻接口到：“我最近读到一篇介绍秋瑾女士的文章，我才知道原来秋瑾女士也是我们中国公学的校友。我很喜欢她这首诗：万里乘云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几个人叫到：“好诗，有气魄！”

卢惠文把手里的《生活周刊》放在桌上，缓缓说道：“最近读了这本杂志上的《女学生力抗**婚姻》，我才知道新民法有规定：‘婚约应由当事人自行订定’，还规定‘婚约不得强迫履行’。可实际上很难做到，连知道这个法律的人都很少。人们的思想被禁锢了，法律规定了也没用。”

易如潇戴着一幅眼镜，围着一条白围巾，斯文中充满激情：“所以孙中山先生才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反抗**婚姻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说得好！”王先生道，“革命的任务还非常繁重，思想启蒙运动也没有完成。比如中国的法律文化就处于启蒙阶段。卢惠文说的婚姻法就是这样，有了法律条文，但没有文化支撑，法律也会成为空文。”

“什么文化支撑？”有人问。

王先生道：“青年的婚姻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沉淀为了一种文化，一种恶质的封建文化。改变这种文化比改变法律条文难多了。”

卢惠文连连点头：“是啊。”

小林子凑到了王先生的身边，问道：“王先生，你怎么看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

“你们觉得呢？”王先生反问道。

卢惠文脱口而出：“这跟满清签的卖国条约有什么差别？”

“是啊。中**队要退出上海，日本军队却可以留在吴淞。这还有国格吗？”有人道。

易如潇站了起来，挥舞着手臂：“是丧权辱国！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东三省，蒋介石还说日本只是‘疥癣之疾’，**才是‘心腹之患’，这和慈禧太后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何其相似！”

有几个学生点头道：“对对对，这个类比极恰。”

易如潇又道：“你们说，这样的政府要来何用？”

这群人里唯一的一个胖子，慢条斯理地说：“大家要冷静。中国的国力太弱，需要改良的地方太多了。现在和日本人对抗，是以卵击石。”

卢惠文有些激动，站了起来：“不是改良，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场革命，打烂旧的，创造新的！”

胖子道：“潘校副说的，中国如果和日本对抗，就要亡国。”

易如潇激动地说：“那个卖国贼，我们学生会一定要把他撵出学校！”

几个人一阵点头：“对对对！我们向董事会请愿，把他撵出学校！”

学生会能够把一个副校长撵出学校吗？卢惠文还不大相信。

待众人稍事安静，王先生眼光深邃地看着大家，缓缓道：“我们这个学校喜欢争论，总在争论哪个主义好，连需不需要抗日都要争论。这样争论既好又不好。”

“为什么？”有人问。

“说它好，是因为这样可以活跃思想；说它不好，是因为容易坐而论道，空谈误国。当然，真理喜欢批评，谬误害怕批评，但是国家更需要的是行动！我们关起门来争论，恐怕永远争论不出一个结论来。最好的主义是最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主义，要在行动中去寻找。”

“怎么行动？”一个瘦子急切地问。

“当务之急就是抗日。如果继续为要不要抗日而争论，那是我们的耻辱。”

“对对。”多数人在点头。

“国家积贫积弱，官僚腐朽不堪，中国的命运要靠你们青年人来改变。梁启超先生的《少年中国说》说得多好：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王先生一停顿，几个学生轻声接口道：“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那平时不大发言的几个人也跟着念了起来。

小林子一拍手，笑道：“我们应该改选抗日救国会，请密斯卢当会长，创造中国公学女生当会长的新纪录！”

几个男生一起叫好。卢惠文的红晕漫到了耳根，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尊严感悄然升起，心头一阵发热，好像坐在涨潮的长江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