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以郑观应、王韬、康有为等人为首的则开始探索维新改制的道路，他们被称为维新派。光绪九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而中法战争，更加剧了他的这种思想，他开始著书讲学，吸引了大批人物学习。

谭嗣襄、谭嗣同两兄弟、唐才常和他们的师傅欧阳中鹄，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所属驾驶学堂“洋文正教习”的严复等人，

而与此同时，社会上还传播着一种造反理论，号称要杀奴复汉，改变五千年未有之乱局。广西十万大山，山东响马，广东天地会等多有异动。便是在直隶省，也有人在私下传播。这种人被称作造反派。

造反派与革命派不一样的是，造反派很多人都是走的武装割据的道路，扯起大旗当大王。至于有没有理论，那不重要。

清廷经过刑侦，抓住一位跟随胡宗海入京宣扬反清理论的的天罡，严刑拷问之下，得知川北反贼派出了三十多位天罡，联络义和团、白莲教、哥老会、天地会、洪门、青帮等会党势力，潜伏各地。

而军政府也首次被清廷许多有识之士列为首要目标。

革命派、洋务派、维新派、造反派，各自宣扬自己的理论，寻找支持，而四川叛乱的消息也越来越变得广为人知。

川北叛乱已经有三个月以上的时间。川北大部为煌汉军政府占据，军中有五虎上将，不负校尉石忆达，无当校尉王大虎，神策校尉张武穆，破虏校尉郭破虏，太平校尉石敢当。

大将军王摩则亲率平城、摇黄、羽林三军坐镇保宁，盘踞保宁、龙安、太平、夔州、绥定、顺庆六府之地，号称有十万精卒，实则有三万精兵。陕甘、松潘兵被死死挡在秦巴山脉的天险之外，木雅部裹挟康巴六部一起投靠，听说新组了一部骑军，号为骠骑军，由霍骠骑统领。

更可怕的是，天下文宗王闿运投靠军政府，行种种乱法妄政，非议清廷。军政府更散布天罡地煞，将檄文、挑动满汉矛盾的反清书籍大肆印发，散布天下。

清流党多与王闿运有联系，由此，遭受了重创。以中法战争为界线，清流分为前后两辈。

前辈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领，陈宝琛、张之洞、张佩纶、宝廷、黄体芳、邓承修等人为健将；后辈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盛昱、王仁堪为中坚，接着又有文廷式、志锐、黄绍箕、丁立钧、张謇等参与。

王闿运投靠反贼，前清流只有张之洞等少数几人幸存，其余人多半被革职查办，后辈清流开始崭露头角，登上舞台。

他们还发布檄文，选布束发易服令与剃发易服令对抗，没收所有土地平均地权，号召汉人督抚和汉人豪强起兵自立，或者是拥兵自保。山东境内的白莲、天理、义和团等邪教多有被蛊惑的。

川北煌汉贼心最野，川东刘汉贼势最雄，川中明贼最富。这是朝野包括洋人对四川反贼的认识。

川东为反贼汉王刘靖仇占据，旗下有左右丞相，四王十帅，占据了川东，川南，黔北数十州府，数路大军，号称八十万人马。

刘汉贼三路大军，一路攻向云南，一路正在一次又一次的猛攻被护****堵住的出川要道，还有一路则从石硅厅一路攻向巴东，试图打通长江水道。

护****加上苗民和源源不断的军援，才堪堪把他们抵挡住。最危险的时候，差一点，刘坤一的帅帐都要被攻下，还好一个叫徐大明的军士救了他。而巴东方向，则是湖北方面重兵堵住。

川中川西贼为自号为民，反贼头子杜若飞号称明王，反清复明，占据绵州、茂州、邛州、杂谷厅、成都府诸县，仅仅成都城还牢牢控制在丁宝桢的手里，周围府县尽数沦陷。

为了守城，丁宝桢数度咳血，不知道还能坚守多久。川中成都平原历来为物华天宝之地。明匪在此，真的是刮地三尺，富得流油。

而且，杜若飞不反对甚至是非常支持和洋人的接触。川东是见洋人就杀。川北反而没有多少洋人。

但这三路反贼守望相助，仿佛约好了似得，划定了势力范围。

据闻是军政府一个叫贺相的人提议的，以投降的清官为使，说和其他二贼、三贼约为兄弟，互通有无，先入京师者为帝，效仿当年项羽说先入汉中者王。而成都城攻破后，财物女子都有川东川北贼的一份。

其他还有各路小贼，如潼川府北方的乞活军、川南的凉山彝贼、川西作乱土司等等。

如今的蛮清朝廷可以说是内忧外患。

一方面，慈禧太后加强对现有控制地的控制，严刑峻法，把守险要，严查各种通贼事宜。

同时，清廷重组血滴子，招募武林人士，悬赏缉拿各路反贼，行刺反贼头目。在这种情况下，山东白莲、天理等损失惨重。而大刀王正谊、孙禄堂等有名的直隶山东武林人士也被派人下令，必须去参加军政府发起的武林大会，择机刺杀其头目。

另一方面，清廷又宣布编练新军，启用荣禄、怀塔布等满臣新秀，选用满蒙八旗子弟，用洋枪洋炮和洋教官操练。

但八旗子弟不堪用。不得已之下，慈禧令李鸿章进献汉军大臣，编练汉军，在军务政务和经济上更加依赖汉臣，也更加防备汉臣。

刘铭传、叶汉超、丁汝昌、聂士成等淮军大将个个加官进爵，袁世凯等淮军新秀也开始崭露头角，连被革去督、抚职的张树声、潘鼎新也被重新启用。并且，由病重的左宗棠出面，成立了京师武备学堂，旨在培养军官操作洋枪洋炮，学习洋操。

与此同时，清廷对地方的盘剥也越来越重。一方面是扩军备战，一方面是满汉大臣享乐之心不死，以天下为私产，予取予求。

慈禧的当务之急是首先重新修建皇宫西面围绕三海的、有许多亭台楼阁的御花园，它位于北京的中心；然后是建造在城外西北的避暑离宫。这都需要大笔的银子。

6月，她命令满洲的四大富裕贵族帮助苑囿的建设，即伸手要他们捐钱，包括完颜崇厚（其人私自与俄订约，许以多处通商、优惠征税、修建铁路、西北各城设领事馆、俄国永远占踞伊犁城一带等条件，遭全国上下反对，被捕入狱。参与洋务运动，创办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天津机器制造局）。

这四大家族和另外其他几家共捐出二十四万两。而其他官僚和旗人也没有停止对民间的盘剥。

地方上，被加派了更多的税务和敬献，加上洋货的冲击和物价的冲击，破产成为流民的人不计其数。

6月9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特纳在天津正式签订了《中法新约》。全国舆论大哗，因为，法国不胜而胜，清廷不败而败。

列强看透了蛮清色厉内荏的虚实，再度开始新一轮的半殖民侵略，沿海诸省破产者倍增。

并且，由于重要粮食产地和其他物产地的四川不能出物产，而各省不但要填补上这个缺口，还要给大军筹备物资，所以，商人趁机哄抬物价。但问题是，这些缺口产生的市场，本来就已经被洋人瓜分，洋货大规模冲击，搞得许多商人血本无归，牵连的许多农民和贫民也彻底倾家荡产。

蛮清的货币是白银为主，但历次战争，白银因为赔款和掠夺，大规模被弄到洋人的手里。所以，白银外流导致了银贵钱贱。

一两银子本来是兑换1000文钱，但在**战争前夕，银一两所换制钱已达一千二三百文，最高达一千六百文。根据资料，1847年2167．44文，1848年2299．34文，1849年2354．98文，1850年2230．32文。道光末年，银钱比价已是嘉庆初年与**战争前的一倍，甚至更多。

而光绪年，这种情况也丝毫没有得到好转。内地好一些，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例如王摩所在的保宁府，甚至还保持了一两兑换1300文的规模。但沿海地区，真的惨的没办法说。

原本本来就因为银贵钱贱的情况导致钱庄（钱铺、钱店、钱局）、银号、票号经营失利而“关闭十有二三”，所存票帖“大半无从追讨”，以至经营信用的庄主、票主等因不能维持信用而纷纷破产，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

胡雪岩和山西票号的绝大多数，多半因此没落。而牵连破产的人，也是不计其数。

商业凋敝、手工业破产，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更是生不如死。

银贵钱贱，有形无形中，农产品价格降低几倍几十倍的比比皆是。可问题是，蛮清规定交纳赋税必须用银两而不是物资抵扣。所以，农民一年到头种多少农产品，都必须要先交了五六七八九成的佃租，再卖掉一大部分去交税，最后才是自己的口粮。

原本日子虽苦，偶尔打打零工，起早摸黑的还能勉强维持。可现在，压根没办法维持下去。

因为，往年和现在账面上交的都是五两，换成制钱也就是7000文左右。以前一斤粮二十文，现在一斤粮才是十文。这还不算，以前一两银子是能兑换1400文制钱，现在要2500文制钱才能兑换。而且，除了这五两，额外的摊派更多。

生活苦也就罢了，还被歧视，被当做奴隶一般的喊打喊杀，换了谁能活下去？

民生凋敝，蛮清税也收不上来，上层的享乐不能听，给洋人的赔款不能听，税不能停。所以，能收税的地方就加税，狠狠的收。不能收税的地方就暴力收税，收拾那些抗税不缴的暴民。

这个时候，酷吏和满清十大酷刑就派上了用场，什么剥皮，腰斩，车裂，俱五刑，凌迟，缢首，烹煮，宫刑，刖刑，插针，活埋，鸩毒，棍刑，锯割，断椎，灌铅，刷洗，弹琵琶，抽肠，骑木驴……

饱受剥削压迫，财尽苦极，走投无路的广大农民，被迫铤而走险，晚清末年全国各地抗捐抗租斗争和会党起义此起彼伏。各行各业衰败凋敝，人民深受其苦，满清政府因而陷入“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的危险境地。

沿海更离奇的陷入了米荒，一派乱世景象。

但在内地的大巴山深处，那里的人民却在开展如火如荼的建设。而源顺镖局的镖队，终于踏上了汉中府的地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