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只要涉及到奶奶的任何事情，所有的忧伤，所有的懊恼都会集结于揉皱的纸团里，使我的良心一次又一次地感到不安。奶奶的命运苦成了一株黄莲，若道黄莲之苦，并非黄莲能辩清的。

奶奶婚后三天，所谓的爷爷乘坐的飞机被国民党的敌机炸毁，奶奶的幸福便随同文思如泉的爷爷一起赍志而殁，予以奶奶留下的只是昙花一现过后的萧条与凄凉，奶奶把对爷爷的思念奏成一日月轮回的哀曲，思念恰似哀曲的主旋律，起伏跌宕的音阶演绎出奶奶坎坷不平的岁月。固步自封的奶奶顺理世俗，一边吟唱着哀曲，一边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一晃就是十来年。

后来，由于生我父亲的母亲—我的亲奶奶，在我父亲两岁多时就谢世长眠了。爷爷便与之聚为一家，顺理成章立为我记忆中的亚奶奶。说起生我父亲的母亲，也就是我人之常情的亲奶奶，当然我不曾谋面。对于她的印象，我只能凭借旁人的咕议，然后挥想像，近似地描模出她的仪态与为人。但对待如此“亲”字，我是慎之又慎，防之又防，向来都不曾将它与奶奶串联使用过，唯恐恶意中伤亚奶奶对我们的一片真情。

亚奶奶刚来我家的日子也不见有多大的起色，追究其原因为：我父亲的姊妹多，而且年龄小。但爷爷勤劳、精明，每天日月三光之时，便起床扛上100来斤的重担徒步去100多里开外的城里做些小买卖。晚上又披星戴月赶回家，家里则有贤惠能干的亚奶奶打理，日子自然有些辗转。经过爷爷与亚奶奶几年的努力打拼，家很快就在当地小有名气了。爷爷购置了一部分属于自己的田地，生活已不愁吃穿。每逢青黄不接之时，善良的爷爷总把家里在多余的粮食不收取任何费用都预借给周围的贫民，大多数的时候，爷爷还得担心借主是否有力气扛回家，且吩咐亚奶奶备齐饭菜，必定借主酒足饭饱之后上路。

人生如一柱燃着的红烛，显赫的光芒散尽，必以斑斑泪痕谢幕。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风涌云起，爷爷被胡乱地寇上了“投机倒把”的帽子，并纳入封建地主阶级之列，爷爷用汗水换来的土地都被没收归公。但鉴爷爷的平时的为人慈善，还好没有对爷爷动用任何刑法。只是偶尔地被得志的小人落到外地砍伐芦苇。也就是在一次砍伐芦苇中，爷爷带病恪尽职守，最后体力不支，而分崩离析。那年父亲才10岁，五个姑妈都还小，奶奶的生活再一次沉沦于谷底。

爷爷不再与人世较劲了，亚奶奶的日子就像“日子”中的“日”字，便少其中间一横，不管如何努力，总是支棱不起。当时，国内革命依然还在继续。革命是激进的，但受当时文化水平的制约，使得革命的宗旨在传达的过程中被无意思地扭曲变形，革命的痹病暴露无遗。

次年初春，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蜜蜂喑嗡，蝴蝶斓姗；莺雀忙碌……亚奶奶为充足口粮，于门前荒山上种上几株南瓜。南瓜自然生根、芽、开花、蒂结。除了几只光明正大的萤火虫打着灯笼来吸吸瓜叶的汁液外，长势一帆风顺。可当南瓜正值成形之际，偏有人告密了。按理说，瓜应该无损于任何人的利益，因为山还是原来那片山，土还是原来那片土，只是给心怀怪胎的人们添了些堵而已。

接着，便来了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士：一件外套披在肩上，衣襟上插着笔；双手反背于身后；高高垄起的腹部，嶶微向前倾。但很清楚看得见，里面塞的不是知识，而是油汤与蒙昧；一双双贼溜溜的眼珠四处乱转，企图现什么。

很快，他们便现无损于任何人利益的南瓜，不分天理昭然，并将其连根拔起。并把这一霸道的行为奉恭为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我不知他们所谓的革命的目的何在，但我深知道革命的意义在于进取。由原始经济到自然经济；由饥渴到温饱；由愚昧到智慧；由……干吗要拔掉，可以充公呀！这样，兴许还能分到片叶半瓜之类的。但所有的问号、忧虑，在我看来满是狐疑。而萤火虫超人的智慧，我甚是佩服。种瓜这一事件，瓜虽是拔了，但并未了结。

下午，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士运筹帷幄，预备为亚奶奶的勤劳行为举行“表彰”大会。所谓“表彰”大会，实则批斗会：将“犯人”押上示众台，先用绳索来个五花大绑；然后在头上扣上一顶用报纸折叠成的1米多高的毡帽，毡帽高耸云天；再用毛笔在帽沿上挥上“罪该万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类的字样。然后召集全村男女来鉴赏，情节严重者，则还会吃棍棒之苦，受皮肉之伤，亦或拖着疲惫的身子，敲着锣，打着鼓，排着浩荡的队伍，满村行游。至于为何要用绳索将其五花大绑，以防万一遇到个托塔天王反乱，理由可谓充分。但至于高耸云天的毡帽，我不得理解。闭目冥思，好怪的念头又涌现脑海。好使“犯人”犯颈椎之疾？我寻思。即便这般，轻轻的报纸怎能所奈何得了的？还不如改成金铂之物。看来，我列举的这些都不是目的所在，那便是取悦于愚昧罢了。而对于不公平的处罚，恐怕只有愚昧才开得心来。